2248古诗词

　　钱钟书先生称曾巩的绝句“有王安石的风致”，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首诗写在海边的高楼上欣赏暴风雨的状况。前两句为后两句蓄势，照例描写暴风雨到来前的风云雷电，因为在海边，便加上了浪，更显得气派场面的闳大。第一句把云与浪混写，说海浪像云一样，滚滚而去，又逆涌而回，暗藏了下句的风。“浪如云”是说浪大，而暴风雨前的乌云低垂海面，与浪相接，因此写了浪“去却回”，也就等于写了云“去却回”。第二句着意在风，带出了雷，便把暴风雨前应有的景况都写全了。诗写这派景象，仅淡笔以“如云”二字轻点浪，没有作过多的铺排，但自然能让人感受到雨前风吼、浪涌、云压、电闪、雷鸣等雄伟场面。比曾巩稍后的苏轼，写过很多首暴雨诗，名句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都以奇特的语句具体描写暴风雨飘骤迅猛的场面，令人震撼。曾巩这首诗虽然没用什么气势雄壮的语言来造成直观的形象，同样表现了暴风雨的壮观，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朱楼四面钩疏箔”，此句在全诗结构上位置颇为重要，起一种衬垫作用。有了这一句，全诗避免了一气直下，显得跌宕有致。西楼是处在海山之间，诗写景是由海（楼前）——楼侧——楼——山（楼后）的顺序。此句写“朱楼”既是点题，更是从楼前海景通向楼后山景的桥梁，也是由写景转向抒情的过渡。考察诗意，此楼当雄踞于某座近海的青山之上，视野开阔，可回顾千山。“四面钩疏箔”，指楼上人也即诗人把楼四面窗户垂挂的疏帘用钩卷起。按常理推测，风雨将至之际，应当闭窗才是。但诗人此刻偏要敞开四面窗户，这个动作颇出人意料，似乎觉得逆情悖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只有垂帘，一般不会挂帘。但这恰恰是真情的流露，诗人想“卧看千山急雨来”，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因而能够使人思而生奇趣。这和李益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张先的“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李白的“铲却君山好，平铺江水流”等一样，“愈无理而愈妙”（《词筌》）。

　　“卧看千山急雨来”，诗人于尾句道出了内心的豪情，也解除了疑问。前两句写风吹、云涌、浪卷、雷鸣，这是一支壮美的序曲，诗人最欲欣赏的乃是作为“主角”登场的“千山急雨来”的出色表演。他要看“急雨”打破雨前沉闷局面而呈现的新鲜境界，以开阔心胸。这种美学境界的追求，反映了诗人力求上进、欲有所作为的思想境界。诗中一个“卧”字亦耐人寻味，它把诗人那种雍容气度生动表现出来，动中寓静，以静衬动，跌宕有致之妙于此可见。

　　曾巩是有名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以诗名，宋惠洪《冷斋夜话》曾记有彭渊材说“恨曾子固不能作诗”的话，陈师道《后山诗话》也说他“短于韵语”。但平心而论，这首小诗置于宋诗佳作之中，是毫不比其他人的上乘之作逊色的。

　　关于此词的写作，宋人傅榦的《注坡词》所叙甚详。傅云：“《本事集》云：陈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数日，宴僚佐于有美堂。侵夜月色如练，前望浙江，后顾西湖，沙河塘正出其下，陈公慨然，请贰车苏子瞻赋之，即席而就。

　　上片前两句极写有美堂的形胜，也即湖山满眼、一望千里的壮观。此二句从远处着想，大处落墨，境界阔大，气派不凡。

　　“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这两句反映了词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使君此去，何时方能重来？何时方能置酒高会？他的惜别深情是由于他们志同道合。据《宋史·陈襄传》，陈襄因批评王安石和“论青苗法不便”，被贬出知陈州、杭州。然而他不以迁谪为意，“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而苏轼亦因同样的原因离开朝廷到杭州，他自言“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们共事的两年多过程中，能协调一致，组织治蝗，赈济饥民，浚治钱塘六井，奖掖文学后进。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此时即将天隔南北，心情岂能平静？

　　过片描写华灯初上时杭州的繁华景象，由江上传来的流行曲调而想到杜牧的扬州，并把它与杭州景物联系起来。想当年，隋炀帝于开汴河时令制此曲，制者取材于河工之劳歌，因而声韵悲切。传至唐代，唐玄宗听后伤时悼往，凄然泣下。而杜牧他的著名的《扬州》诗中写道：“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直到宋代，此曲仍风行民间。这种悲歌，此时更增添离怀别思。离思是一种抽象的思绪，能感觉到，却看不见，摸不着，对它本身作具体描摹很困难。词人借助灯火和悲歌，既写出环境，又写出心境，极见功力之深。

　　结尾两句，词人借“碧琉璃”喻指江水的碧绿清澈，生动形象地形容了有美堂前水月交辉、碧光如镜的夜景。走笔至此，词人的感情同满江明月、万顷碧光凝成一片，仿佛暂时忘掉了适才的宴饮和世间的纷扰，而进入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妙境界。这里，明澈如镜、温婉静谧的江月，象征友人为人高洁耿介，也象征他们友情的纯洁深挚。写有美堂上所观夜景。

　　此词以美的意象，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词中美好蕴藉的意象，是作者的感情与外界景物发生交流而形成的，是词人自我情感的象征。那千里湖山，那一江明月，是作者心灵深处缕缕情思的闪现。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

　　这是思妇之词，上半沉思语，殊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下半相思刻骨，寤寐潜通，顿挫沈郁，可以泣鬼神。

　　通过女子所居环境氛围的描写，烘托出女子内心深处的寂寞。且“庭院深深”使人很容易想到欧阳修那阕《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两首词在某些地方格调颇相似，情感相通。二、三两句更是妙趣横生，刻画闺中少女的情态栩栩如生，与敦煌词《鹊踏枝》中“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日迟迟，鹦哥报道他来到的叫声，使她空喜欢一场，在她寂寞的心中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感情波澜。“压鬓”二句，是女主人公“闲烦恼”的特写镜头。鹦鹉之能言，都是人教之结果。女主人公思念所爱心切，便把自己最希望的事反复调教于鹦鹉，以此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当然也希望鹦鹉能及时地报告他的归来。不想这反倒惹出了她的相思烦恼。前后强烈对比，寓意深刻。

　　“低头只是闲烦恼”则写女子心态之沉重烦闷，这种精神上的烦恼不是金玉满堂的物质生活所能消解、抵偿的。“只是”两字下得很妙，将女子无法排遣的伤离怨别之思以直陈的方式表出，具有强调的作用。“闲烦恼”也可见女子的相思之苦触处即是，同时为过渡到下片打下了伏笔。

　　下阕从女子想像在江南的情郎的生活着笔，词的内容也由上阕深闺人的相思烦恼变而为下片感于江南春而产生的盼归的惆怅。

　　江南的春天群芳争艳，青山滴翠，自己与情郎都正是青春年华，纵然高楼红袖迷人，也抵不上回乡与钟爱的女子相聚，共度良辰美景的美好。她方方面面地思念他的一切，设想他在外面的生活情况。而她最担心的，想得最多的，一是他会不会对她不忠，二是他的生活是否艰辛。她设想他在“红袖高楼”行乐的情景，心痛情急，迸出了“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的心声。主人公明知无力阻止爱人出行，但也甘愿为此牺牲！女子的殷殷期盼，在诚挚温厚之中深深地蕴含着坚贞不渝的品质。

　　主人公幻想爱人所禁受的艰辛，好象在同爱人一起禁受，因而身体消瘦，精神困顿。黄昏更是思念更切的时候，因而主人公几乎害怕黄昏！由此想到以前美满相处时的情景，那时候主人公与爱人还开着离别的玩笑；不料这玩笑竟骤成事实，这更使主人公更加难过。尽管这样，末两句说宁愿化身为车前草，挡住情郎西去的道路，冀盼情郎回心转意，早日归来。借用“车前草”的字面意义作文章，虽非首创，以之结尾表白痴情不改的心志，更加衬托主人公痴情的人物形象，有感人肺腑之效。

　　全词委婉细腻，清新雅丽，昭示了一种为美好理想而始终不渝甚至甘愿献身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