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客时,秋江冷。商女琵琶断肠声。可知道司马和愁听。”瑟瑟秋水,朗朗秋月,江滨送客,以酒饯行,歌女弹着送别的曲调,牵引出作者万般的离愁别绪,和着愁绪倾听着这断肠的曲调,时问仿佛己倒流,依稀可见当年唐朝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时,浔阳江头夜送客,写下《琵琶行》的情景。如今作者身临其境,郁郁不得志的遭遇使之对此诗产生了真切的共鸣。
“客乍醒”,是小令的收尾之笔,也是整篇的高潮,虽言“客”醒,实则主人和客人都己醒来。明写从酒中清醒过来,暗指作者从宦游生涯中醒来,产了强烈的隐归山野之心。一个“醒”字,表明了作者的醒悟,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到此为止,再在宦海沉浮已无多大意义,只有隐归山林,享受山村野趣,才是自己应该选择的道路。
词人把自己的经历、感受融迸了对历史往事的追思中,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沉浮宦海、郁郁不得志所产生的矛盾心情,这也是元代下层文人的普遍情绪。
本首小令怀古伤今,虽然篇幅较短,但辞句清淡,韵味悠长,与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脉相通,表现出略带忧伤的官场失意情思。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此诗作于刘长卿旅居扬州之时。安史之乱爆发后,刘长卿长期居住的洛阳落入乱军之手,诗人被迫流亡到江苏扬州一带,秋日登高,来到吴公台,写下这首吊古之作。
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吊古诗。首联是写因观南朝古迹吴公台而发感慨,即景生情。第二联一写近景,一写远景,第三联以夕阳衬旧垒,以寒磬衬空林,旧日辉煌的场所如今是衰草寒烟,十分凄凉。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诗人登上南朝旧垒吴公台。台上的寺庙已经荒凉,人踪稀少;远望山峦,皆在云罩雾缭之中。傍晚的太阳沿着旧日的堡垒缓缓下落,寺院中传出的钟磬之声慢慢向空林中扩散。秋风四起,这钟磬之声也似带有一种寒意。南朝故迹尚存,人去台空,只有长江之水,在秋日的夕阳中独自流淌。末联写江山依旧,人物不同。最后两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气韵。
此诗将凭吊古迹和写景思乡融为一体。对古今兴废的咏叹苍凉深邃。全诗写“远眺”,而主导情绪则是“悲秋”。通过对深秋景象的描绘,熔铸了诗人对人生、社会、时代的凄凉感受。此诗文笔简淡,意境深远,乃“五言长城”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