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描写贵族欣赏音乐会发念古幽情的小诗。诗人是在淮水之旁或三洲之上欣赏了这场美妙的音乐会。他听到了演奏编钟，锵锵作响；淮河之水，奔腾浩荡。但诗人在此时忧心且伤感起来，原来他怀念那些古代的好人君子，而对当今世风日下颇为不满。

　　连续三章都是反复表达此种情绪，诗人的道德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非常强。一场音乐会激起了他的思古之幽情。

　　最后一章，诗人完全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会里了：编钟鸣响，琴瑟和谐，笙磬同音，相继演奏雅乐南乐，加之排箫乐舞，有条不紊。令人读之，有如置身其中，身临其境。

　　此诗记录了钟、鼓、琴、瑟、笙、磬、雅、南、籥等多种乐器共同演奏的场面。前三章写耳闻钟鼓铿锵，面对滔滔流泻的淮水，不禁悲从中来，忧思萦怀，于是想到了“淑人君子”。对他的美德懿行心向往之。卒章描写钟鼓齐鸣、琴瑟和谐的美妙乐境。如果透过字面上的这些意思来探究其深层的涵义，则会令人感到无从索解，因而朱熹在《诗集传》中也只能说：“此诗之义未详”，“此诗之义有不可知者。”

　　其实诗人是有感而发的，这种感慨折射出他对国运、时代的忧思。从诗的卒章来看，他所听到的不是一般的音乐，而是“雅”“南”之类的周朝之乐，这些音乐与周朝的辉煌历史联系在一起。诗人身处国运衰微的末世，听到这种盛世之音，自然会感慨今昔，悲从中来，从而会有追慕昔贤之叹。

　　此落一首别有情趣的抒发离愁别恨的小词。

　　上片写的落征途之景， “过尽遥山如画，短衣匹马”。词人身着短衣，乘着骏马，奔驰在征途上，那历历如画的青山，已被自己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一“尽”字说明了行程之远，一“匹”字，彰显了征途之寂寞。“萧萧落木不胜秋”，承“遥山如画’而来，显得大气磅礴。“景物之萧瑟和意境之深远，历历如绘。“莫回首、斜阳下”，只顾策马而行吧，千万不要回头，那夕阳西下，落木萧萧的景象会让人断肠的。

　　下片则落从闺中人一方写来的，落作者假想中的情景。“别落柔肠萦挂，待归才罢”。此句字面的意思落：我落特别地牵挂你啊，这种柔肠百转的思念之心只有等你回来以后才能停止。在下片的开端，纳兰便用如此直白的语气写出了思念之情，这种感情如此浓烈，所以在分离之后，更显得孤寂和落寞。在这首词的最后，纳兰自己也写道：“却愁拥髻向灯前，说不尽、离人话。”闲愁越想越多，只有当两人重新见面之后，才能化解，离人话说不尽，说得尽的只有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牵挂。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我”指的落谁？若落容若自己，怎还会有“待归才罢”之语呢？显然，这句话说得并不落词人自己，而落与自己遥隔千里的妻子。

　　因此，其高明之处不在于按题中应有之义诉说了柔肠千转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归家团聚之日的渴望，而在于最后做了一笔反面文章．强调自己怕发付不了他日两人相聚，灯前絮话时她的那种“说不尽、离人话”的无限深情，因而又添新愁。这较之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意思更深了一层。所以此篇极有浪漫特色，极见情味。

　　“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首联点明出征送别的时间。大唐王朝这次东征平叛，选择在秋气肃杀的时候，正是为了“昭我王师，恭天讨”。这两句暗示唐军乃正义之师，讨伐不义，告捷指日可待。“肃杀”、“白露”勾划出送别时的气氛，使出征者那种庄重严肃的神情跃然纸上。

　　“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统治者当垂恤生灵，“偃兵天下”，因此王师不喜战伐，以仁义为本。这里用“慎佳兵”来劝友人要慎重兵事，少杀戮。两句表面歌颂王师，实则规谏崔融，显得委婉含蓄。

　　“海气师南部，边风扫北平”，五、六两句借表现河北战场的环境，来盛赞唐军的兵威。梁王大军兵多将良，军容整肃，这次东征定能击败叛军，大获全胜。“海气”、“边风”都是带杀气的物象，“师”、“扫”来表现东征的气势。

　　“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末二句进一步以古人的高风节义期许友人，呼应三、四两句。诗人用卢龙塞和麟阁这两个典故是有针对性的。武后临朝称制时，轻启战争。垂拱三年（687），凿山开道，袭击羌、吐蕃，不但造成士卒的痛苦，也给中原和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眼下，孙、李利用契丹人民的怨恨，大举叛乱，烧杀掳掠，贻害河北人民。因此，陈子昂一方面力主平叛，在诗序中称赞崔融等出征时“酒中乐酣，拔剑起舞”、“气横辽碣，志扫獯戎”的豪气，后来自己也亲随武攸宜出征，参谋帷幕；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将领们为了贪功邀赏，迎得武则天的欢心而扩大战事，希望他们能像田畴那样淡泊明志，以国家大义为重。这两句实际上是希望友人能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表现了诗人出语坚决，正气凛然。

　　全诗质朴自然，写景议论不事雕琢，词句铿锵，撼动人心，正如元方回《瀛奎律髓》评陈子昂的律诗：“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佳。”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