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头风月时时过,眼底儿曹渐渐多”,随着笔下的风花雪月一年一年地消逝,跟前的儿女子孙也一个一个多了起来。时光荏苒,转眼间诗人已到暮年,儿孙满堂。这两句是明显的对句,无论从词性、句子的结构,还是平仄搭配上看都对仗工整,而且构思巧妙,前句从多说到少,后句从少说到多。
前面两句以平常的口吻、简单的文字描绘了一幅宁静、恬淡的生活景象,实际上是为后面的“无日不风波”做铺垫。平静的背后潜藏着跌宕起伏的“风波”,这种情绪上的反差,正是作者别出心裁的设计。
“有人问我事如何”一句以设问引起转折,问的是仕途的命运,家事的前途,从上面对时光流逝的感慨转为对广阔人生的思考。最后两句“人海阔,无日不风波”是对设问句的回答,同时也是他对一生仕途生活的总结。人海茫茫,社会广阔,人事纷争,无时无刻不是在各种“惊涛骇浪”中颠簸,随时可能身陷危机,这一略显消极的总结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之情。
这是一首送别诗。
“停车晓烛前,一语几潸然”句写天刚拂晓,离别的车已在门口等着通宵话别的远行人。想说一句道别的话,忍不住几度哽咽流泪。挚友间的远别是伤感的,这是一种“行子肠断”、“居人愁卧”的黯然销魂的场景。这里作者很形象地描绘了临别一瞬的凄恻容态,反映出朋友间的深情。这两句破题切情,为全篇定下了深沉感伤的基调。
三四句预想友人旅途的艰难。“路去干戈日,乡遥饥馑年”,当时战争频仍,连年饥馑。友人正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月,抛亲别友远去河东。诗人设想,他一路上定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不禁为之担惊不安。由此也可推想,友人此行名为“游河东”,实际上可能是迫于某种原因的不得已。联系“一语几潸然”句,我们明白了,所以如此悲切,除了友情难舍之外,还有着战乱的忧伤。这两句不仅表达出诗人对友人的体贴深情,而且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人们在这动乱中的痛苦生活。把个人的惜别和时代的忧患结合在一起,感情沉郁,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诗人伤时悯世的热情。
五六句想象两地的景象,寄托对友人的思念之情。“湖波晴见雁,槐驿晚无蝉”,上句写自己所在的南方。江南多湖泽,秋天时雁行南迁,宿在湖泽间。下句写友人旅居地北方,唐代官署、驿舍、行道多种落叶乔木槐树,有“官槐”、“行槐”之称。蝉出现于夏秋间,吸食树汁;“无蝉”,也是时届深秋。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当秋季来临,晴日里看见湖中游雁时,我将想起寄停北方的人,盼你能象雁一样及时南归;遥想你在旅舍中过着清秋寂寥的日子,一定也会思念家乡亲友的。这一联融情入景,在送别时预盼友人早日回来,感情表达得委婉深挚,真切动人。
“莫纵经时住”接前联诗意,反复叮咛友人不要久留河东。“莫纵”是不要任性的意思。这一句流露出他唯恐友人在外久住的焦虑;这种直率的语言,是至友间纯真感情的反映。结句“东南书信偏”才道出了盼他早归的原因,因为东南地处偏远,书信难通,太令人挂念了。
全诗从惜别开头,中间叙写对友人的担忧、怀念,最后以盼望早归作结,一意贯注,加强了感情的表达。
这首诗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语言纯朴。不管叙事、抒情、造境,纯乎白描,风格清新,情味隽永,是一首耐人吟咏的好诗。
词的起句奇绝。春风吹绽百花,这是很普通的比喻修辞,把春风之吹拂说成春风之手的抚摸,这也是很常见的拟人修辞,但是此词作者把这两者融合,再加入了他独有的体会之后,一句“春风试手先梅蕊”就显得异常新颖了。“试手”二字仿佛是说春风吹绽百花的这门“技艺”需要先操练一下,而操练的结果则是使梅花先于百花开出了花蕊。冬去春来,春风自然要启开冰封的万物,但它却独钟情于梅花,暗含着对梅花的赞颂。“頩姿冷艳明沙水”一句以外在写内质。“颍姿”是写梅花美丽的姿容,“冷艳”写花色,这都是暗指它清高幽独的气质。“明沙水”是它生长的环境,这冰清玉洁、一尘不染的环境,正是为了凸显梅花的高洁。
三、四句以梅花与百花对比。陆游《卜算子·咏梅》曾写梅花“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梅花主动地不与百花争艳却遭来百花的妒忌,把梅花写得极为美丽又清高孤绝。而此词的作者却说“不受众芳知”,梅花孤高的气势削减了,仿佛还有了一丝落魄的哀伤。然而这只是铺垫,是作者刻意地压抑感情,接着”端须”一句就开始高扬——梅花之清高孤绝唯有月亮能与之相配。这感情和气势已丝毫不让陆游之词。这种先抑后扬的写法,使全词结构显得很精致。
下阕开始写梅花与人的互动。“清香闲自远”句写梅花的幽香,已暗含着闻到花香的人。正因为花香清雅而幽远,因此女子纷纷把梅花装饰在头发上,一个“先”字再次强调了它与“众芳”的区别。“雪后燕瑶池”一句想象瑰丽,瑶池已自高远华美,更加“雪后”修饰,一种幽冷清空的气氛更加强烈。而梅花因其高洁的品格和气质,被邀请到这样的地方赴宴,又荣列人间众芳之首,这是何等的荣耀。这一想象的目的还是从另一个角度赞美梅花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仙姿”。
整首词始终围绕梅花来写。无论是比喻、拟人还是想象,目的都是为了赞誉梅花的各种品格。赵令畴因与苏轼交好而入党籍,一生仕途坎坷,此词虽表面上只是写梅花的品格.但未尝不是以梅花自喻,寄托作者深沉的感情。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