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前四句“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主要表现的是诗人在这之前的胸襟怀抱。那时候作者先后投到元宝、李密帐下,自以为胸有珠玑,频频向故主献策,但都不为故主所用,很有些怀才不遇的感慨。
“中原”等二句,表明了天下纷扰,各地豪强并起,争夺天下。正是投笔从戎的时机,与其做个刀笔之吏,还不如从军,谋定天下。《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后汉书·班超传》:“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纵横句,魏徵借此指自己曾向李密献下策,但不被李密所采纳,反被其耻笑为老生常谈。颇有苏秦不得志时的情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慷慨志犹存”一句充满了转折之意,表明了自己虽然屡遭挫折,但心中热血未灭、壮志依旧还在。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四句,主要勾勒诗人遇到明主,颇受唐高祖重用,为报高祖的知遇之恩,自告奋勇出潼关去招降山东的群雄,并表现所负使命之重大。“杖策”句指出作者果断为李渊献策,并义无反顾去实现这条计谋。“驱马”表达出作者奉命安抚山东时的豪迈、敏捷和急迫之态。“请缨”等二句,则用汉终军和郦食其的故事比拟自己的山东之行,表明所负使命的性质之非同凡比。“系”、“下”二动词轻捷活脱,生动地表现出其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蕴含着大唐江山的辟建就在此行之意,显示了诗人卓越的政治远见。
“杖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四句,表明作者在路途中的艰险景况。“杖纡”等二句,是写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行迹在群山中放眼望去,那些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反衬出作者心情因任务艰巨,前途未卜而起伏不平,忐忑不安。“古木”等二句,从听觉的角度来渲染旅途的荒凉凄楚。古老的丛林里寒鸟悲啼,深山夜间猿猴哀鸣,构成了一幅荒无人烟,战乱留给人民的是一片凄凉。诗人把复杂的心情,都融汇到生动的旅途景物描写中,做到意境两浑,情景交融,形象地暗示了完成使命的艰难和诗人心情的沉重。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四句,既有对出关前景的展望,也有其肺腑的坦露。“既伤”二句既表现作者不但知道前途的艰险,个人也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伤千里目:是说远望心里伤感的意思。《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九逝魂:屈原《哀郢》中有“魂一夕而九逝”的诗句。“岂不”二句的自问自答,更显示出诗人胸襟的坦荡。“岂不惮”意为有所惮,如同不掩饰自己对未知危险的恐惧,这不但无损于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反而更真实的展现了人性,更为作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更突现了他重意气、报太祖的知遇之恩。
最后四句“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直抒胸臆,表明了作者重视信义,有恩必报,不图功名的思想。这里,诗人以季布、侯赢自比,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明确地反映出魏徵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气势雄伟,意境开阔,诗人善于抓住在历史进程中的巍峨奇观,以粗犷的笔触,一扫汉魏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成功地展示了诗人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魏徵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
上片不直接写与朋友同游的情状,而是引陶渊明自比。他所写的宁可退隐、也不向当权者屈曲的渊明,兼有为自己画像和代朋友书怀的意味。首韵一问,虽意在表明时令,而又能显出心中的波峭。同时“为谁开”一问,不仅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且能起到引发下文的作用。他之所以爱菊,是借花的凌雪傲霜的高尚品格,寄托自己的心胸。以下两韵,明看是代陶渊明写心,其实翻过来看,正是借渊明写怀。“渊明谩爱”一韵是倒装句,是说胸中正不平、惟待酒浇化之的渊明,喜逢重阳节却无酒可饮。作者的遭遇有很多地方与陶渊明相同,所以用“黄菊开”、“爱重九”、“正崔嵬”表示对陶渊明的同情与歌颂。下韵以退为进,否定酒本身对渊明有重要意义,谓渊明爱酒并非因为他是个酒徒,而是心中有块垒,不得不借酒浇愁。可是,没有谁打发“白衣”来为他送酒。上片末韵,扇面障尘既是取景于眼前,也是典故的借用。他对渊明中藏块垒的心迹的理解,颇为深刻。而写渊明,实即自写其志。尤其是末韵。用来比拟韩尚书面对政敌的熏人气焰而不为苟且的态度,颇为切合。
下片就眼前重阳节的相知之乐来写。他写一日须饮三百杯,才配得上为韩尚书饮。既侧写韩的豪酣与洒脱,也是写他与韩的相知投缘之乐。在继两韵中,作者用对比的方法,笔锋急转,直指自己遭受“落佩倒冠”的陷害,向南宋王朝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当他想见韩将来翳凤骖鸾、归于眺望中的仙山之后,就不免喜忧参半了:他为韩尚书的得归仙班而高兴,也为自己的隐居无伴、抱病独登高台而伤感。人我相照,愈觉情怀不堪。这里的“归于仙班”,隐指韩将来的归朝。结韵以想象中形影相吊的情景,在送别韩南涧的归路上,见到月色映出了“人影共徘徊。”流露出惜别依依和孤独寂寞之感。这样的表达法,能兼收暗示友情相得和表达自己隐居失意之情的双重功效。
上片写登高赏菊忆及渊明,以重九日盼望送酒的陶渊明自比,暗示了作者与其处境的相似。下片陪游后借题发挥,既寄希望于韩元吉再次被朝廷召用,又为自身的“落佩倒冠”抱病登台而慨叹,倾诉自己无法实现抗金报国壮志的痛苦,表达了被迫害受压抑的沉重心情,不是一篇单纯的记游之作。
诗人以丰富的想像将诗与画有机地结合起来,诗与画互相补足,饶有生趣。这首诗写放纸鸢前的准备和纸鸢飞上天时的感想,没有直接铺叙放纸鸢的活动,那该是留给画面去交代了。诗人告诉读者,一群孩子使劲地搓呀搓,等放纸鸢的线搓得够长了,大家便兴致勃勃地来到郊外。然后读者可从画面看到,这是一个放纸鸢的好日子,风儿吹著,阳光照耀,孩子们不停地四处奔跑,把纸鸢送上天空。由这个画面,诗人兴起了感想:春风需要花多少气力,才能把纸鸢一个一个送上天去,任意翱翔;而长辈又需要花多少心血,才能把孩子一个一个培养成才,送上青云路呢?
诗的前半部著力於对小孩子放纸鸢前准备活动的描述。诗人并没有全面描绘各项准备活动,只是从其中的一个细节入手,写他们如何努力地编织纸鸢引线。连续三个「搓」字把小孩子们认真而急切的形态表露无遗。缺乏耐心的儿童对这样的单调而费力的劳动不觉乏味,可见他们对放纸鸢是多麼的期待。紧接 的「够」字,写出他们搓的引线一达到足够的长度,便立即停止工作,那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和跃跃欲试的心情跃然纸上,彷佛一个个立刻就要跳将起来,把自己的纸鸢放上天去。诗人对儿童急切期盼的心理,把握得十分准确而又刻画得细致入微。最后两句点明诗人思绪的飞扬,画面上的无忧无虑的儿童彷佛是他年少时的身影,他牵著纸鸢,怀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沉浸在幸福里。不知何时起,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一个又一个梦想。如今已是垂暮之年,饱经人世沧桑,但他依然对未来存著希望。他深深祝福,但愿小孩子凭藉春风的助力,飞上青云。对纸鸢而言,「春风」是指把它带上天空的和风;对小孩子而言,那是指父母师长的栽培,可以「带」著小孩子上青云之端。全诗虚实相生,既有浓厚的现实生活的气息,又不乏想象世界的瑰丽色彩。
好的题画诗,有助於理解画的内涵;读者读诗品画,可充分发挥想像。这首诗是诗画相生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