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四句忆昔，叙述绿珠初进石家并倍受石崇的怜爱；次四句指出绿珠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最后四句，紧承前诗，叙写绿珠的惨死，语言中充满悲愤。全诗虽咏绿珠，实则借以抒发诗人对其侍婢窈娘的爱恋和对武承嗣的怨愤。诗分三节，每四句一节，意随韵转，语调慷慨激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四句叙述绿珠入金谷园，得到石崇宠爱的情事。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出于对声伎的爱好，“明珠十斛买娉婷”本是常事；但在这里，着意表现的并非其一掷千金的豪举，而是石崇对自己的重视和赏爱。
“此日”二句，将一个普通下层歌女的可娉可爱，由外表到内心，都加以生动展现。这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爱情遇合的热烈感情。复沓的句式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君怜我而我亦感君，正是日后以身相殉的感情基础。
中间四句叙写权豪势力横加压迫，强取豪夺。先说石崇对自己闺中的声伎并不秘藏，常将歌妓舞女的才艺展示给外人观赏。而这，正成了致祸的直接根由，招致了“骄矜势力”的横加干求索要。这里用“意气雄豪”“骄矜势力”“非分理”“横相干”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揭示出权豪势力的骄矜自得、专横无理、气焰熏天的丑恶凶暴面目。表面上指孙秀，实际上指当权的武承嗣，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怨愤之情。
最后四句，写绿珠不忍辞石崇而去，决心以身相殉。 两用“君”字，如面对石崇哀愤呼告。接着用“终不忍”一笔兜转，展示出内心万难割舍的深情。尽管不忍离去，却又无法违抗，只能空自掩面饮泣，泪湿铅粉而已。去既不忍，留亦无法，只有以身相殉。
末二句是绿珠坠楼前的内心独白，是誓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的宣示。“百年离别”，即使最相爱的情侣之间，也终有离别之时，但这离别却因横暴势力的“相干”不得不“在高楼”演出这极惨烈的一幕，却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既然不能百年相守，只能“一旦红颜为君尽”，用死来表明对所爱者的忠贞，对横暴势力的反抗了。“百年”与“一旦”鲜明对照，将誓死相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结尾，是全诗感情的结穴和高度凝聚，沉痛愤激，直截决绝。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诗人共写了《陇西行四首》，此处赏析第二首。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征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