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夏日江南田野水边的景色:刚下过一阵雨,暖日和风,溪水盈盈;河岸上,草绿花红,柳荫浓密;渲染出明媚、和暖的氛围;同时描绘了儿童牧牛与牛吃草的动态画面,营造了生机无限的意境。全诗远景写意,着色粗放淋漓;近景写人,工笔勾勒,细致入微。诗中浸润着古典的静穆与纯净。
此诗语言浅显易懂。首句写得平易,“晴明风日雨干时”,点明一个大晴天,雨后初晴之日,阳光透亮,风儿流畅,地面的积水正被阳光蒸发,被风儿吹干。一雨一晴,风调雨顺,又是农业生产的好时光。全句展示出的大自然不是死寂的,而是流动的。“草满花堤水满溪”,在这样好的气候条件下,小溪被雨水充盈了,水面和堤齐平,这种情景用“满”字是合适的,常见的;而以“满”字写堤上花儿草儿繁盛之状,原也不足为奇,但“满”在这里作为动词,仿佛青草有意识地去装点堤岸一般,这就生动有趣了。这样的“花堤”,正是放牛的好去处啊。
于是,诗人的眼睛发现了“童子柳阴眠正着”,童子在柳树的浓荫下酣睡。在诗的节奏上,第三句是个顿挫。前两句写的是自然界景物,都充满生气和动态,到了最有生命力的人(又是活泼可爱的孩子),却呼呼大睡,一动不动。轻快的诗歌节奏在这里仿佛停了下来,放慢了速度。然而,情绪上的顿挫,是为了推出第四句“一牛吃过柳阴西。”童子的牛在哪儿呢?牛儿吃着吃着,已经挪到了柳阴的西边去了。因为牧童的安然静止睡眠,使牛儿得以自由自在地吃草,悠然地动着。画面因牛的活动,又活动起来。这样一静一动,和谐自然。这里把牧牛童子和牛的神态写活了,富有生活气息。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由雨而晴,由湿而干,溪水由浅而满,花草于风中摇曳,大自然充满了生机的律“动”;第三句写出了牧童柳荫下酣睡的自然悠闲的“静”,加上第四句“一牛吃过柳阴西”的时动时静,形成了这首诗独特的生活情趣和原始朴素的美感。
此诗题目特别,《诗经》大多是取首句语词为题,有的虽不是首句,但亦是诗中的语词,而“常武”一词不见于该诗,故说诗者议论纷纭。《毛诗序》谓其意是“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诗序辨说》申此说“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对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道:“诗中极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腐儒之见明矣。”王质《诗总闻》谓“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常武”是乐名,他说:“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近人或以为古常、尚通用,“常武”即尚武,与诗旨正合。
此诗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诗人的叙述基本按照事件的发展:首章写宣王委任将帅并部署战备任务;第二章通过尹氏向程伯休父下达作战计划。这两章着重记述史实,一一交代重要人物,虽然极为简括,但却把形势、任务、目标乃至进军路线都说清楚了。这自然是最高统帅宣王的杰作,诗人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了宣王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魄与指挥才能。
第三章写进军。诗人先从“我方”着笔:天子亲征,沉稳从容,战士行军,不紧不慢,充满一种胜券在握的坚定信心。而敌方,在诗人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徐方阵营骚动、震恐,以致如五雷轰顶,仓皇失措。一镇定,一惊慌,两相对照,显示出王师强大的力量,未战已先声夺人。
第四章写王师进击徐夷。诗人以天怒雷震,比喻周王奋发用武;以猛虎怒吼,比喻官兵勇敢,极力突出王师惊天动地的气势。以此击徐,无异泰山压顶,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师迅疾深入淮河腹地,切断了徐淮的联系,还俘获了大批叛军,进而扎营于此,为剿灭敌人作准备。全章八句,前用比,后用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进军的形势,充分显示出王师的压倒优势。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句,饱蘸笔墨,歌唱王师。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
第六章写王师凯旋,归功天子。诗人先颂扬天子计谋允当,再说胜利是“天子之功”,然后写到王下令“还归”,叙述次第井然。“王曰还归”回应篇首“王命卿士”,一反映今日胜利的踌躇满志;一表现昔日大敌当前的凝重心境,前后鲜明对照,首尾相连,结构完善。此章造句颇奇特,双句、单句“徐方”二字交替使用,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徐方’二字回环互用,奇绝快绝!”诗人反覆提出“徐方”,正见出对这次平徐胜利的特别重视与喜悦。徐为淮夷大国,屡与朝廷抗衡,今已降服来朝,自然极为可喜可贺,要津津乐道;同时又是天子亲征,诗人怎能不张大其功,宣扬徐方“既来”、“既同”、“来庭”、“不回”。可见连用四个“徐方”既是内容使然,又是抒情志感的需要,并非故意造奇。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很发达,但如《大雅·常武》一诗,尽管在细节的叙述上精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却也神完气足,其叙事虚写与实写的巧妙结合,尤为一大特色,从诗歌艺术上说,即使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似也不遑多让。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