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凭高阁乾坤迮，病入中年日月遒。”凭栏高阁之上，作者空怀满腔愤懑，只得借酒浇愁。“乾坤迮”迮是狭窄，为什么作者觉得天地狭窄呢？结合南宋朝廷偏安于一隅的事实，“乾坤迮”一词，用其字面意思，指国土沦丧、山河破碎、金瓯残缺。从深层次讲，这里的“迮”，不仅指有形的国土残破，更有深层含义。此前，陆游多次被贬，反映了仕途蹭蹬，官场险恶。正因赵汝愚等人的弹劾陷害，陆游在官场上屡遭排挤与打击。此后陆游经过几度启用和罢免，陆游便开始了基本上闲居的在野生活。所以，这时的陆游不免感叹，天地之大，竟不容他施展才华。“迮”难道是写天地的狭窄么？不是，陆游曾在二十年中遭到多次贬谪，“乾坤”这里也象征着朝廷或者官场。一个“迮”字透入出了仕途的险恶，以及朝廷的腐败，引起了作者的无奈与感伤。
“病入中年日月遒”写《秋兴》这首诗时的陆游已经59岁，由于作者年老多病，接近晚年，在诗歌中也流露出人生易老，岁月将尽的无限伤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遒”作“迫近，尽”、“完了”讲较妥。比如，潘岳《秋兴赋》“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见《昭明文选》卷十三）中“遒尽”也是接近终了的意思。
“百战铁衣空许国，五更画角只生愁。”陆游曾有诗言：“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他渴望通过参军，身经百战，建立显赫功勋，或是在军营草拟军事文件，从而实现施展生平抱负，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可是，据《陆游年谱》记载，乾道六年（1170年），46岁的陆游曾写诗给梁克家，志在从军，希望一雪国耻，结果未成。乾道八年（1172年）三月，陆游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帐下做过幕僚，十月，王炎召还，幕僚遣散。所以陆游一生都没有带兵打仗的机会。而且，需要说明的是，陆游祖父陆佃，父亲陆宰均非武将出身。所以，“百战铁衣”不可能指陆游，而另有所指。其实，这一句中的“百战铁衣”用唐代李白《从军行》中“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的典故，这里代指身经百战的将士，“五更画角”用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的典故，陆游诗中的“五更画角”指军营报晓声，这里代指军营或者战争。窃以为，作者当时退居山阴，身经百战的将士，以及五更时分，军中吹奏的画角，这些或许是作者梦中或是想象的情景，这里既点明了山河破碎，
战争不息的现状，也是作者在诗中表达出朝廷听信奸佞，不能广开言路而导致仕途蹭蹬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诗中的“桐江”表面意思是说浙江的桐庐江，实际上另有一番深层含义。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东汉的严光，字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好友，他不肯入仕，（笔者按：入仕是步入仕途，就是做官。而部分参考答案中给的是严光“不肯致仕”，实际上是有瑕疵的，“致仕”也称“休致”，是官员辞职归家，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退休。古代七十致仕，“不肯致仕”难道是不肯退休？显然欠妥。）而垂钓于桐庐江畔，过起了隐居山林的生活。所以,“桐江”或者“桐江钓叟”就成了古代诗文中表达淡泊名利、辞官归隐意思的典故，如唐代汪遵有七言绝句《桐江》，其中有一句“严陵何事轻轩冕，独向桐江钓月明。”（见于《全唐诗》卷602）。元代景启元双调《殿前欢》中也有名句“好觑桐江钓叟，万古名传。”或许，辞官归隐是古代仕途坎坷的知识分子们最好的选择。“且占丹枫”是姑且占据着满眼霜枫，多少透露出退居山阴的无奈。陆游一生屡遭贬谪，无奈之下，做一个像严子陵、陶渊明一样的隐士，寻求超脱尘世的物外之趣。
总而言之，陆游《秋兴》这首诗，风格沉郁顿挫，近于杜诗，此外，作者爱国热忱于此可窥一斑。所以，陆游的好友刘应时曾说“放翁前身少陵老”，“平生一饭不忘君”（《读陆放翁剑南集》）。陆游的爱国忧民的情怀与老杜相近。诗中情景虚实相生，结构对仗工整，可以说，这是陆游七律诗中的翘楚。
唐时长安的菊花，尽管不象牡丹那样“花开时节动京城”，有“真国色”之誉，但毕竟曾盛极一时，为许多诗人所吟唱。至今，西安兴庆公园中的菊花仍繁衍不绝，声驰中外，唐代遗风依约可见。
本诗的作者思念京都长安，却将菊花特提，并满庭植菊，以寄托忆念之情。看来，诗人是有意将长安与菊连在一起，在婉转地透露其心曲。据有关资料载述，诗人性格疏旷，不拘小节，曾为西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时常感慨唐末世之衰，对开元盛世追慕不已，谓：“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长安清明》)。诗人在这里忆念长安菊，或是藉以发抒追昔怀旧之情吧!开首的二句，一“因”一“果”，呼应成趣，章法细密谨严。而且．以对话的语势叙事抒情，也给人以亲切感，加强了，作品的表达效果。
而对红兰，诗人则是另一副态度，在告诫它：切莫因菊花的颜色素雅而恣意轻慢，菊花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有过龙山泛酒的小凡经历呢。龙山泛洒，据《世说新语》注引《孟嘉别传》载，盂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官僚咸集，皆戎服。有风吹嘉帽落，初不觉。嘉薄饮，愈多不乱，自言得酒中真趣。并未述及采菊泛酒事，但是，古时有九月九日“登山饮菊花洒”(《荆楚岁时记》)的习俗，诗人盖将二事糅为一体，意在强调菊花的不同凡流。
本诗看去是平直叙述，无多机巧，实则寓曲于直，多弦外之音。大概诗人有过被人轻慢的经历，故而暗以菊相标榜，忆起“白马似冷朱绂贵，彩衣遥惹御炉香”(《寄右省李起居》)的京师生活，才有“龙山泛酒”之喻。借咏菊婉曲地表述了他郁闷不平的心理。
发端“春语莺迷翠柳。“烟隔断、晴波远岫”二句，以丽语勾出春暖花开的美景。“春语”句为近景，着“烟隔断”三字，点明下面所写“晴波远岫”是远景，开头所绘之春景，有柳之翠，莺之黄，山之青，水之绿，色彩鲜明清丽；有峰峦之静谧，水波之动荡，翠柳之摇曳，黄莺之歌唱，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动静交织、远近交融的立体画面。这画面充满蓬勃的生机，为下文起着反衬的作用。
“袖炉香”三句，写闺中人在薰香的室内，敬请春风的吹拂，“吹透”二字，刻画出闺中人要驱走重帘叠幔所造成的寒气与重压之情何等强烈。这里没有春天来临的欢愉与轻松，由此将“闺怨”正面作了暗示。
过片紧承“倩东风”，“花讯催时候”写闺中人盼望春天的迅速到来。“旧相思、偏供闲昼”一句，以直抒胸臆手法写出“闺怨”之情。“旧相思”与上片的“寒压”相呼应，可见“寒压”之感绝非客观的重帘叠幔所致，而是有内在的原因。因此，就更感到永昼漫漫，百无聊赖了。“春澹情浓半中酒”一句，继写闺中人的所为所感。正因“春澹情浓”这种感情的反差，造成的内心矛盾，也只好以酒消愁了。然而酩酊之后更引起身体不适。最后道“玉痕消，似梅花，更清瘦”，以闺中人玉损香销，如清瘦的梅花作结，从而将“闺怨”之情一笔托出。
此首小令在艺术颇具特色：一、含蓄委婉以景托情，反复渲染，揭示主旨。开章描绘春景之美，用以反衬闺怨之情，后以帘幔塞压从正面衬托闺怨，进而以“倩东风，与吹透”表达闺情之渴望；下阕又以闲昼相思，情浓病酒来揭示“闺怨”，最后以玉容消损如清瘦梅花的比喻将闺怨写足。二、善于炼字。词语声调铿锵，色彩鲜明，景物描写富有主体感。如“春语莺迷翠柳”一句，写翠柳飘拂，黄莺婉转，不仅有声有色，动静交织，而且加上一个“迷”字，将黄莺拟人化了，有力地表达了人对春天的喜悦之情，它起了诗眼的作用。又如“晴波远岫”二个词的修饰语为“晴”“远”二字，于是就将晴空如洗，水波荡漾，峰峦起伏，山青如黛的美好境界勾出。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