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这首词看来不过描写了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赎回典当出去的皮裘,但从这件小事却透现出主人公曲折多变的心理。谭献称这首词“姿态横生”(《箧中词续》),确是贴切的评语。词一开头,主人公懊悔万分的神态就呈现在眼前:“悔残春,炉边买醉,豪情脱与将去。”“将去”意为带去。为买酒,仍然在残春时节,皮裘就典当出去了。皮裘一去,似乎连豪情也一并带去了,从中可见主人公与皮裘的关系是何等深切,他对皮裘的情感是何等深厚!所以,他的懊丧心情并非是没有来由的。日月易过,光阴似梭,然“云烟过眼”倒是极其平常的事,引起主人公凄凉心境的是另外的原因:“怎奈天寒岁暮”。“云烟过眼”比喻日月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岁月流逝,眼看严寒又到,然而皮裘被典当于外,御寒无计.这是他的愁因。主人公窘态毕现,心理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悔而转愁,由愁进而想要设法解愁,于是痛下决心,要积聚起钱来,重新赎回皮裘。“待积取叉头”,“叉头”指钱。宋代苏轼在给秦观的信中说到自己初到黄州,担忧钱不敷用,每月初将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份,随即藏起画叉,以免钱用过头。每天用剩的钱还要积聚起来,招待宾客时用。“还尔绨袍故”,意为赎还原有的皮裘。“绨袍”本指棉袍,此指皮裘。随着皮裘赎回,主人公的心境也为之一变,愁心一扫而空,喜意油然而生。从“寒且住”的描写中,颇能见出主人公那略带沾沾自喜的神态。但刚觉心喜,却又心情陡变,转而“喜余又怒”了。为什么?“怅子母频权,皮毛细相,抖擞已微蛀。”“子母”指本金和利息,“频权”意为不断变化。“细相”,仔细察看。“抖擞”意为抖动、抖刷。赎裘花的钱比原来多得多,而心爱的皮裘仔细一看,却已有些微蛀了。主人公喜而又怒,心中气愤和惆怅之情交织一起,心情极为繁杂。
下片紧承上片而下,主人公既怒于当铺的收藏不善,又痛惜于皮裘的受损坏,“铜斗熨”,皱折难以熨平,衣襟上酒渍仍在。词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皮裘写得富有生命和情感。主人公未负典当三年之约,皮裘赎回;皮裘向主人倾诉自己三年来的遭遇和离别之情。主人公的心境由对皮裘损坏的惋惜转为对皮裘被耽搁三年的悲叹:“凝睇处,叹毳幕毡庐,久把文姬误。”这句是用典。东汉蔡文姬在汉末战乱中被匈奴所掳,嫁于南匈奴左贤王多年,后曹操将她赎回。“凝睇”意为凝视。“毳幕毡庐”指匈奴族所住的毡帐。把将皮裘赎回比拟为蔡文姬归汉,充分表现了主人公对皮裘的深厚情感。全词结束时,主人公想到今后,心境又为之一变:“花风几度,怕白袷新翻,青蚨欲化,重赋赠行句。”“花风”是指春风;“白袷”,白色夹衣。“青蚨”即钱,据《搜神记》载,钱能象青蚨虫一样地飞去又飞回。此时主人公的心情是深切担忧,怕春暖花开,夹衣做好,钱用完时,皮裘又要和他重新分手,他只好再带着痛惜之情写下送行词章。
这首词以自然质朴的语言描写赎裘之事,以曲折多变、摇曳生姿的心理描写见长。主人公由赎裘而产生回忆、联想,由赎裘而产生悔、愁、喜、怒、怅、惜、叹、忧等种种复杂情感,这些复杂情感随皮裘的命运而起伏变化。词作以一连串形容心理状态的词描写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常常极妙地表现两种心态之间逐渐置换的渐变过程或突变过程。由懊悔而忧愁、由惆怅而惋惜、由惋惜而悲叹、由悲叹而担忧,这是渐渐变化。而由愁而喜、由喜而怒,这又是反差极强烈的心理突变。通过极为细小的赎裘情事,淋漓尽致地刻划人物的种种心理状态,展示人物生活的某个侧面和某种性格,正表现了词人善于寄兴的特点。
前两句以著名的隐士和诗人陶渊明比拟孙明府。陶渊明住宅前有五棵柳树,因此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做五柳先生。他曾经一度出任彭泽县令,因为不习惯于遵守官场礼节,厌倦世俗礼法,很快就辞官归隐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五柳先生的生平境况,实际上作者却只是灵活地运用了陶渊明这个典故,暗指孙某之出任明府,也不过是偶然的事,终究还是会如陶渊明一样,弃官归隐的。
第三句写其见月思归,月挂中天,千里可共,故对月而思异地或家乡的月下亲友,乃是人情之常。作者特地用一个“秋”字点明了创作诗篇时的时间,让人立刻就联想到了中秋节,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中秋节的月亮更是代表着一股特殊的感情。古典文学中,月亮已成为一个传统的意象,象征着亲人团聚,家庭团圆,这种意向所代表的感情,在中秋节尤为突出。在前面读过的许多诗中,已经屡见,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的千古名句,比比皆是,与之相比,这一句乃是平淡无奇的常语,但接以末句,则成为点睛之妙。由于自己思乡,起而开笼放鸟,构思出人意外。这就连平淡无奇的上句也显得非如此写不可了,若不是见月思乡,怎么又能联想到白鹇了,所以说,上句为下句的巧思作下了坚实的铺垫,这一拙一巧,对比鲜明,反差之下,真情流露,更是突出了作者创作的深厚功力。白鹇关在笼中,孤单清冷,作者由自己之思乡,想到白鹇之寂寞。万物皆有归宿,生灵都有真情,既然自己与家人相隔千里,不能团聚,何不成全其他生灵回归故乡呢。这里写孙某对白鹇的同情,为它设身处地着想,事实上却是以物喻人,“放白鹇”这一件小事,却暗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便是作者对孙某的同情,这一层意思从孙某所作的《怀旧山》诗中可知,从作者创作的意图亦可知,这层意思,在此得到了升华。第二层,便是作者对自己的同情,诗人的眼泪,一半为所写的对象而流,另一半则是为自己而流,作者多年羁旅他乡,思乡之情犹盛,作者又何尝不想做一只白鹇,回到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