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宋词之中所以会出现“淫词”,原因即在于那种视女性为玩物的享乐意识在作祟。因此综观宋人所作的宴会词,可谓最为典型和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的享乐生活和享乐心理。
柳词中不乏此类描绘,此词写男女杂处宴饮之乐,美酒、音乐、银烛、佳丽,更有巧笑、艳歌,宋代秦楼楚馆之繁华闹热,是一种形象的文献资料。自然,它是文学,因而具有某种感染力。就看那个风流之人,暗向灯光低迷处。频频卖弄她那万种风情,惹得人意马心猿。同时,她的行动也招来了同行们的忌妒与不满。柳永往往如此,于铺排敷陈之未了,抓住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使全词皆活,给人留下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支曲子写傍晚小山村雨过天晴的秀美景色。
仰望天空,天空明净如洗,晚霞又照得满天光华绚艳,景色极为迷人。山村小镇四周的山峦,笼罩在夕阳的光辉里,给人一种柔和而明丽的感觉。本来就很美的像是小镇屏风的山峦,经过雨水的洗濯,又在夕阳的映照之下,还飘散着薄纱似的水汽,显得格外青翠,像是在原来的绿色上添上一层绿色。天上的晚霞和四周的山色,给这个山村小市增添了静谧气氛和美丽景色。
该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层层描景,使山市晴岚景象鲜明突出。“花村外,草店西”首先展现的是“山市”,是鲜花盛放的村庄与商业性的草店。第三句“晚霞明雨收天霁”所写的是视觉中的山市景象。其中虽有雨过天晴的描写,但尚未直接写晴岚,只是为晴岚的描写铺垫。第四句写残照中的四围山色,其中虽有晴岚在,但未直接写出。直至第五句“又添铺翠”出现,作者才把晴岚及其造成的景致和盘托出。以“又添铺翠”这样的点睛般句子煞尾,使“山市”与“晴岚”的意象都鲜明地呈现了出来。
景物描写中体现作者的心态,也是该曲的一个特点。该曲虽重在写“晴岚”,但并非只写晴岚,还有草店、晚霞、酒旗、山色等,真是一笔一景,曲中有画。从这大自然的化工之美中,显现曲家恬淡平和、向往宁静的心态。
词的上片开篇两句没有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芳菲春景,而是直说“风”、“雨”。东风轻拂着大地,几缕淡淡的云彩在天空飘荡。这两句里的“风”和“雨”,是全词的词眼,大好的春光就是在风雨中消逝的,领起了全篇词意。“水边台榭燕新归,一口香泥、湿带落花飞。”两句化用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谁家新燕啄春泥”的诗意。燕子才刚刚归来,还未来得及观赏芳菲春色,满树花朵却已经凋零,如此景象,词人不由产生满腔感慨、满腹愁绪。这里的“泥”承第二句“萧萧雨”,“落花”承第一句“东风荡飏”而来。燕子新归,而落红已经成阵,目睹这种景色,词人的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词的下片首句承上片“落花”,开始描写凋零的海棠。“海棠糁径铺香绣,依旧成春瘦。”在此词人虽然只取了海棠一种花来进行描写,但是读者从中仿佛还可以看到桃花、杏花、梨花……落红一地。当所有春花凋零并被泥土掩埋,也就没有什么春色可言。用“春瘦”来形容春色渐失十分形象传神,也是全词的主旨所在。春也如人一般,在万花凋零的满腹愁绪中逐渐消瘦,逐渐疲惫不堪。结尾两句“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开始出现人的形象,画面也顿时变得更加丰富。
全词无一字说愁,却处处都透着愁绪。春天本是百花竞放、喧闹芳菲的季节,可是经历一场风雨后,凋零的花朵,衔泥的春燕,对月啼叫的乌鸦却让人顿感凄凉。花开花落虽是自然之理,却引发了敏感词人心中的无限愁绪,凄凉的其实不只是春色,也是词人因年华渐逝、壮志未酬而生的悲哀。词中的抑郁哀婉之气令读者读之不禁为作者坎坷的生平而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