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起春风过，闲居野草生。
游山寻旧屐，煮茗试新铛。
别久空相忆，疏钟隔水鸣。
病起春风过，闲居野草生。
游山寻旧屐，煮茗试新铛。
别久空相忆，疏钟隔水鸣。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地位比较高，人数也不多，与明清时把州县学府中的生员称为秀才，情况不同。嵇康之兄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嵇康写了一组（十八首）诗赠他，便以“秀才”为代称。此处所选为第九首，是其中最著名的。
嵇喜的为人，据史书所载，颇有些俗气。所以他去看阮籍，遭到一顿白眼。后来嵇康挟琴携酒而往，阮籍才高兴，以“青眼”相待。但在嵇康的赠诗中，却写得嵇喜十分脱俗潇洒，有人因此对嵇康加以讥刺。这是呆板的读诗方法。诗是写给嵇喜的，当然有称颂他的意思，但诗终究又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二首诗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理想化了的，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痕迹，表现着作者对某种人生境界的向往。就是说，这诗有双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
要理解这首诗，需要对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所谓“魏晋风度”有所了解。魏晋的士族文人，普遍信奉老庄哲学，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变幻不定的，人若陷落在这些现象（如功名荣利、道德礼义等等）中，便失去真性，变得卑琐可笑。只有追求宇宙的大道，才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他们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评价人物，注重于内在的智慧、高尚的气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脱俗的言谈举止，乃至漂亮的外貌。总之，魏晋风度，是自由精神、人格美、漂亮的仪态的结合。嵇康本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人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他的诗歌中的理想化人物，当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这首诗，实际是魏晋风度的写照，仅作为普通应酬之作来看，是太可惜了。
这第九首诗，从表层上说，是想像嵇喜从军以后戎马骑射的生活。但借此，写出了一种纵横驰骋、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诗中描绘的场面和人物，具有象征意味。
通常嵇康的诗不太讲究技巧，这首同样，结构平稳，无甚特异处。前四句，是静态的描写，从几个侧面勾出主人公的特征：他骑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穿一身鲜丽生晖的衣服，左手持弓（“繁弱”，古之良弓），右手搭箭（“忘归”，古之良箭）。四句构成一个画面。虽不是直接写人，乘骑、服饰、器物，已经衬托出人物身份的高贵和气度的不凡。
马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凭借。作者写这马“良”而“闲”（本义是熟练），表明这匹骏马并不是难以羁勒、可能失去控制的烈马，这样写是有意暗示主人的一切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后四句转入动态的描写：主人公纵马奔驰，如迅风，如闪电，紧随掠过的影子追逐天上的飞鸟（“景”同“影”，“飞”指飞鸟），奋行在广大的平原上。这里使用一连串表示动作迅急的词汇、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强烈地特出主人公纵马如飞的形象，要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诗是作用于读者的感性活动的。人们读着这样的诗，脑海里浮现出诗所描绘的场面，不自觉地似乎同诗中人物一齐凌厉奔驰，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感——超越限制、获得充分自由的快感。其实，现代人驾驶摩托、赛车，常常也是追求这样的快感。所以在西方影片中，经常出现汽车狂驰的场面。但是，如风如电的奔驰，因为唯恐失控，很容易带来紧张感，这样人就是被动的，仍旧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作者又加上稳定感。首句“良马既闲”的“闲”字，已经埋下伏笔，末句“顾盼生姿”，加以展开：主人公一路急驰，却是轻松闲逸，左顾右盼，风姿佳美。人生至此，真是如意舒展、毫无压迫，毫无滞塞，这是很美的境界。
迅急所产生的快感和闲逸所产生的稳定感，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嵇康却借着马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只有高明的骑士坐在骏马上，才可能是既迅急而又闲逸的。这一形象最能表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主动。延伸开来说，魏晋名士都喜欢临大事而从容不惊的态度。谢安身为宰相，当国家命运系于一举的淝水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却在家里跟客人下围棋。不是他不关心国事（谢安是这场战事的决策人），而是一旦紧张失态，就不够潇洒，不够风度了。这跟嵇康所写的骑射场面，从人生境界上说，是相通的。所以这诗不仅是写嵇喜。何况，嵇喜是个文士，能不能骑快马还是个问题。
嵇康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写诗则非其所长，往往议论太多，陷于枯涩。但这首诗却没有上述的毛病（至少不严重），诗中的形象称得上鲜明生动。人物凌厉奔飞而闲逸自由，具有诗歌特有的感染力。所谓“魏晋风度”，颇有些微妙，不易讲清楚，在这首诗里，至少是写出了一些特征，值得仔细一读。
该作品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 “男才女貌” 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一反传统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的择偶标准，而以“心儿真”，“情儿厚”作为感情的基础，唱出人间最本色最天然的纯真、朴实、无邪的爱情颂歌。
在兰楚芳的笔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土里土气、没有女性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一个是相貌丑陋，没有男子英俊倜傥的翩翩风度，与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预想完全不符！“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显然，自己之村、爱人之丑并未给爱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扰，她坦然承认自己与爱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标准，却更自信地彰显着爱情最核心的价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自然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双爱人在世间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具有洞悉爱情真谛的智慧，在双方村与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与深情。所以，这份厚实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侣才能与之媲美。爱情的主人公没有令世俗艳羡的名誉、地位或财富，甚至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都显得寒酸很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却是无法用金钱、权力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
兰楚芳的《南吕·四块玉·风情》将一段人间的真爱放到当时社会非常态的镜像下作变形的展现，对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让我们看到在那弥漫着畸形而荒唐的迷雾社会中仍然透出一丝真善美的光亮，也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们注入了继续跋涉的勇气，使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至于完全绝望。若将作品放到整个元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来考量，该作以一个“写丑而显美”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生命真谛独特的理解，也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具有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的传统相互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元散曲这一当时文坛新生的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张力的文学样式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钗头凤·红酥手》是南宋诗人、词人陆游的词作品。此词描写了词人与原配唐氏（一说为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
上片追叙今昔相聚之异。起首三句为第一层。抚今追昔，表现陆、唐二人丰富复杂的情感。“红酥手”以手喻人，抒写唐婉的靓丽仪容，表达词人的爱怜之心。“黄縢酒”是一种官酿的黄封酒，暗示唐氏捧酒相劝的殷勤之意。这一情境描写，陡唤了作者无限回忆与感慨：当年的沈园和禹迹寺，曾是他们恩爱夫妻携手游赏的地方。曾几何时，鸳侣分散，爱妻易嫁，已属他人。现在嘛，虽然满城春色依旧，但是已经人事全非。“满城春色”为他们沈园把酒，勾勒出广阔而深远的背景，点明共赏春色的时间地点。“宫墙柳”虽是写眼前实景，但却暗含唐婉之变，现已可望而不可及了!此时词中红(手)、黄(酒)、绿(柳)构成的明艳色彩，顿时黯然全逝，没了欢快、幸福和美感。
“东风恶”几句为第二层。直抒胸意，描写他们被迫离异后的痛苦。上面写春景春情，甜蜜美好，至此笔锋突转，激愤之情，破襟而出。“东风恶”三字，一语双关，含蕴丰富，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悲剧的症结所在。东风本来可使大地复苏，可使万物蓬生。这里却狂吹横扫，破坏春容春态，成为“桃花落，闲池阁”的罪魁。这主要象喻造成爱情悲剧的恶势力，当然包括陆母在内。“欢情薄。一怀愁墙，几年离索”这三句，是对“东风恶”的进一步控诉。美满姻缘被拆散，恩爱夫妻遭分离，他们蒙受折磨，遭受摧残，满怀愁怨。“错，错，错”，这一字三叠，血泪倾诉，到底谁的错？是自己吗？是唐婉吗?是陆母吗？这里没有明说，只有呼天唤地，悲愤无赖，欲怨不能。
词下片直书别后相思之苦。换头三句为第一层，写沈园重逢唐婉的表现。“春如旧”上承“满城春色”，点明此番相逢的背景。还是从前那个春日，还是从前那个地方，但是人却今非昔比了。她憔悴了，消瘦了，没了青春活力!“人空痩”，表面写唐氏容颜形态变化，实则反映她内心世界的变化。“一怀愁墙”的折磨，“几年离索”的摧残，給她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哇！著此“空”字，把陆游那种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痛伤之感，全都托盘而出。“泪痕”一句，通过刻画唐氏表情动作，表现她此番相逢的心态。旧园重逢，往事连连，她能不哭么?她能不泪流满面么?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写她“泪痕红浥鲛绡透”，委婉，沉稳，形象可感。这里一个“透”字，不闻恸哭声，但见泪满巾。
词的最后几句，是下片的第二层，写词人与唐氏相遇以后的痛苦心情。“桃花落”两句与上片的“东风恶”句前后照应，又突出写景虽是写景，但同时也隐含出人事。桃花凋谢，园林冷落，这只是物事的变化，而人事的变化却更甚于物事的变化。像桃花一样美丽姣好的唐氏，也被无情的“东风”摧残折磨得憔悴消瘦了；词人自己的心境，也像“闲池阁”一样凄寂冷落了。一笔而兼有二意很巧妙，也很自然。下面又转入直接赋情：“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两句虽只寥寥八字，却很能表现出词人自己内心的痛苦之情。虽说自己情如山石，痴心不改，但是，这样一片赤诚的心意，却难以表达。明明在爱，却又不能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割不断这爱缕情丝。刹那间，有爱，有恨，有痛，有怨，再加上看到唐氏的憔悴容颜和悲戚情状所产生的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簇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再一次冲胸破喉而出：“莫，莫，莫！”意谓：事已至此，再也无可补救、无法挽回了，这万千感慨还想它做什么，说它做什么？于是快刀斩乱麻：罢了，罢了，罢了！明明言犹未尽，意犹未了，情犹未终，却偏偏这么不了了之，而在极其沉痛的喟叹声中全词也就由此结束了。
这首词始终围绕着沈园这一特定的空间来安排自己的笔墨，上片由追昔到抚今，而以“东风恶”转捩；过片回到现实，以“春如旧”与上片“满城春色”句相呼应，以“桃花落，闲池阁”与上片“东风恶”句相照应，把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情事和场景历历如绘地叠映出来。全词多用对比的手法，如上片，越是把往昔夫妻共同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写得逼切如现，就越使得他们被迫离异后的凄楚心境深切可感，也就越显出“东风”的无情和可憎，从而形成感情的强烈对比。
再如上片写“红酥手”，下片写“人空瘦”，在形象、鲜明的对比中，充分地表现出“几年离索”给唐氏带来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全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再加上“错，错，错”和“莫，莫，莫”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大有恸不忍言、恸不能言的情致。
这首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全词情感真挚，多用对比，节奏急促，声韵凄紧。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