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楼春”是词调名，据《词谱》载：“因顾穂词中有‘月照玉楼春漏促’，又有‘柳映玉楼春日晚’；五代欧阳炯词中有‘日照玉楼花似锦，楼上醉和春色寝’；又有‘春早玉楼烟雨夜’句，遂取为调名。”又名《木兰花》、《玉楼春令》、《西湖曲》、《归朝欢令》等。双调五十六字。
“华堂帘幕飘香雾，一搦楚腰轻束素。翩跹舞态燕还惊，绰约妆容花尽妒。”《韩非子》载：“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上片重点刻画伊人的美妙绝伦，采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她形容得简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了。这里的“燕”，既指燕子，又暗指汉代的赵飞燕。汉宫美人赵飞燕纤腰一把，舞姿绝妙，传说她身轻如燕，能立于掌中。
“绰约妆容花尽妒”化用《长恨歌》中对杨玉环的描写：“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在词人的眼里，这位佳人仿佛就是赵飞燕，又依稀好像杨玉环，兼具二人之美，于是情不自禁而生爱慕之意。
“樽前漫咏《高唐赋》，巫峡云深留不住”这两句化用“巫山云雨”的典故，委婉地表达其未能拥有美人的惆怅。
“重来花畔倚栏杆，愁满栏杆无倚处。”此二句进一步刻画主人公的相思愁苦。
许多解诗者认为此诗乃隐者表述安贫乐道之词。如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而忘饥也。”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贤者隐居甘贫而无求于外之诗。一章甘贫也，二三章无求也。唯能甘贫，故无求。唯能无求，故甘贫。”这一观点即使不像闻一多先生所言“未免太可笑了”（《说鱼》），至少也有些酸腐。盖因此论带有明显的儒道杂糅的思想痕迹，是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后世文人以六经注我的产物。这一观点与上古民歌的创作实情格格不入，正如《康衢谣》、《击壤歌》明显地属后世文人假托原始歌谣一样。让上古民歌谈安贫乐道未免有些滑稽。
倒是闻一多先生从民俗学角度考释此诗兴象，认为当属情诗的看法较为贴切。按闻先生意见，“衡门之下”乃男女幽会之所，与《邶风·静女》中的“俟我于城隅”如出一辄；泌水之岸，乃男欢女爱之地，“泌”与密同，在山曰密，在水曰泌，都“是行秘密之事的地方”；“饥”亦非指腹饥，而是性之饥渴；更关键的是，“鱼”在上古是“匹偶”、“情侣”的隐语，“食鱼”所暗示的恰是男女的“合欢或结配”（闻先生的观点见《说鱼》、《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由是，则诗意已明：
夕阳已逝，月上柳梢，一双青年男女悄悄来到城门下密约幽会，一番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之后，激情促使他们双双相拥，又来到郊外河边，伴着哗哗的流水，极尽男欢女爱。或许小伙儿被这难忘良宵所陶醉，竟发表了一段富有哲理的爱情名言：吃鱼何必一定要黄河中的鲂鲤，娶妻又何必非齐姜、宋子不可？只要是两情相悦，谁人不可以共渡美好韶光？言外之意是，他与眼前的女子情感甚笃，非常满意，希望娶她为妻。此诗虽然短促，简单，但表现了上古陈地百姓自由、纯朴的情爱意识，正如民歌中唱的：“风过岭头水过基，男从女愿莫讲离。我俩有情吃水饱，无情吃肉也皱眉。”
此诗在章法上也较独特，先是叙事，由叙事引发议论。“兴”没有放在诗首，而是放在议论之前，且与所兴之事又共同构成旨意相同的议论，使议论充满了形象感而未流于枯燥，加厚了诗意。
《陈风》中多为情诗，说明陈地人民非常善于歌唱爱情。因此，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样一首富有哲理的情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首词在写法上以辜负春光、伤春亦不足惜来反衬，用转折的手法来衬垫，层层入深地抒写情怀，将词人的内心哀怨表达地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词人对于自己的扈从生涯的不满与厌恶。
纳兰开篇写道：“准拟春来消寂寞。”他本来是打算要在这大好的春光下消遣寂寞的。春光美好，本该出去游玩，或是怀着愉悦的心情欣赏春日美景，但纳兰却偏偏要去消遣寂寞。
寂寞如影随形，伴随纳兰一生。这种情绪让纳兰成为伤情的公子哥，但同时也让他蹈给后世众多优美的诗词。寂寞的纳兰本想在春光下消遣，却没想到运气如此不好，偏偏赶上了春雨，这不合时宜的雨打扰了纳兰消遣的念头，纳兰觉得这是辜负了春光。故而他写道： “愁雨愁风，翻把春担搁。”
这首词表现词人厌于侍卫生涯、蹉跎日老的感慨：本来打算在大好的春光下消遣寂寞，无奈愁风愁雨辜负了春光。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伤春所致，而是因为对镜顾影自怜。形容已日渐憔悴。那繁华的闹市总是将幽僻的山谷遮蔽，没人来领略这美好的春光。
无法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难怪纳兰总是会心情烦愁。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的烦闷并非是天气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外在因素。故而他会忧伤地在上片结尾处写道： “不为伤春情绪恶，为怜镜里颜非昨。”
侍卫的工作磨平了纳兰的心性，他每日进宫当值，或者陪同皇帝出游，在这单调无聊的岁月里，生活如何能够丰富多彩。纳兰是有这样一颗浪漫自由的心的，但他却必须要学着压抑自己的天性，学着要像他的父亲那样，去当好一个官，能够在仕途上越走越远。
这样的心情，如何能够在这大好的春光里寻觅到快乐。纳兰只能顾影自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样貌，感慨日益的消瘦，只能是心境的郁结造成的。写完自己为何抑郁之后，纳兰在下片中依然自问：“毕竟春光谁领略。”看到外面春雨阵阵，迷蒙了这春的大地，纳兰不禁想到。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想到要去感受春光呢。
纳兰认为繁华的闹市总是将清幽之地遮蔽，让他无法寻觅得一丝安宁。 “若得寻春终遂约，不成长负东君诺。”在这首词的最后，纳兰无奈而又向往地写道，怎样才能不辜负春的美意，怎样才能随了自己的心愿，在这春光中好好地享受片刻安宁呢。
看似一首叹春的词，其实是纳兰表达内心哀怨的一首词，词中的字字句句都是纳兰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渴望有自由单纯的生活，还希望能够远离尘嚣，可是世事总是不遂人愿，让他在这里借词抒发情感。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