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阅江楼。
雄视吴楚阅江楼,评说成败帝王侯。
云锦绝技惊天下,金陵官话撰石头。
友好远航垂青史,共和首义傲亚洲。
诗文书画历代秀,稻作玉雕岁月稠。
南通州余西古镇精进书院任侠家作于南京陋室,2011年3月18日。
“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这两句,写的是兵败后的项羽把乌骓送与他人,而乌骓马却依恋故主,故而“泣向风。”这两句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自古以来,一直是骏马配英雄,但项羽此时已经是英雄末路,因而他才要将乌骓马送人。这就说明了英雄与骏马也始终不能长久相伴。“泣向风”既写出了乌骓马对故主的眷恋,也写出了对项羽英雄末路的境遇的悲怜。
“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这两句表达了对乌骓马今后状况的同情。是作者代替马说出辛酸的话,充满着无限悲情。英雄已逝,乌骓马失去了知己,充满无处依托的迷茫。而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呢。李贺一直自诩为“唐诸王孙”,觉得自己应当担当起护国安民的重任,而且,他十分聪慧,少年得志,自负甚高,但科举和仕途却十分坎坷,得不到重用。这是用拟物的手法写人,实际也是写他自己。作者有如乌骓马的才华,但却苦于没有像项羽这样的英雄来发现自己,重用自己。作者是英雄,却找不到能重用自己的明主,表达了李贺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感。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