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这首五言律诗是怀人思乡之作,大概是寄给越中家属的。
首联借清瑟以写怀。泠泠二十五弦,每一发声,恰似凄风苦雨,绕弦杂沓而来。长夜漫漫,枯坐一室的诗人谛听着这样凄神寒骨的音乐,怎不倍感哀怨呢?瑟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其声悲怨。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古诗中,瑟是一个常见意象。多与别离之悲相联系。如钱起《归雁》“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是说瑟的音乐魅力使雁不胜清怨飞来了。古代别离、行旅、闺怨、边塞诗中,“瑟”与“雁”这两个意象,常常连带着出现。瑟曲中有《归雁操》,脱胎于湘灵鼓瑟之神话,即湘江女神为表达对死于苍梧的丈夫——舜的思念而鼓瑟。朱光潜先生说“写景必显,写情必隐”,这两句托伤情于瑟曲,此为隐;且诗人又用“怨”“哀”二字加以强调、凸显,使之为全篇定调。
颔联以繁笔铺陈,用“孤灯”“楚角”“残月”“章台”等常见意象加以层层渲染,突出“夜思”之苦。上句是写诗人困守寓所,孤灯独坐,又听到苍凉悲切的“楚角”声,可以想见其内心该是怎样的酸楚!守城戍卒的思乡之曲极易勾起游子的乡愁。唐诗中,“角”与“雁”这两个意象亦常连带出现。如李涉《晚泊润州闻角》诗云“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连江渚上的大雁都不忍闻此角声而惊飞,可见其声之凄恻!一样的,这一联竭力不提听者感受之如何,而径直以实景烘托——“残月下章台”,写一钩残月挂柳梢,那清幽、昏黄的光在地上筛下班驳的影子。诗人望月怀人,多么渴望能与亲人故旧团聚啊!残月未圆,更增几许凄凉。这一联对仗工稳,用词平易而有余味。“章台”是唐诗之通用意象,原为汉代京城长安街道名,街多柳树,唐时称为“章台柳”,以后章台成了“柳树”的代称。如李商隐《赠柳》:“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沈伯时《乐府指迷》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此说未免极端,但也说明隐喻是唐诗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
颈联点题,揭示所思的原因——“故人殊未来”。诗人用“芳草灯云暮”起兴,衬托其守侯之苦。“云暮”,即“迟暮”之意。芳草绿了,又枯了;而故人依然久久未来,可见诗人的失落与怅惘。“芳草”亦是唐诗常见意象,多指代春天,或象征美好的青春等。韦庄诗常用“芳草”喻指美好时光之难永驻。如其《残花》诗云:“江头沉醉泥斜晖,却向花前痛哭归。惆怅一年春又去,碧云芳草两依依。”以碧云、芳草依依衬托美人迟暮,韶华不再。又如《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乌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以江草依旧喻指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灯”、“殊”两字形成鲜明对照,表达了诗人内心望穿秋水而不得的失落。
尾联承“故人”一句递进一层,揭出思乡之苦。“殊未来”,长期不知“故人”音讯,凶吉未卜,于是他想到了写家书;可是山长水远,“乡书不可寄”,这就更添几分悲苦。结句以景收绾。“秋雁又南回”,点出时当冷落的清秋节,每每看那结伴南飞的大雁,诗人内心就不禁情潮翻涌,秋思百结。着一“又”字,说明这样郁郁寡欢的日子,他灯过了多年,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也无可奈何;这就将悲情推到了一个高潮。这两句意境,与杜甫的“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一样,空灵幽邈,含情无际。
全诗擅用音乐造境,以景象寓情,前两联着意蓄势,曲尽其妙;后两联一吐衷肠,酣畅淋漓。俞陛云说此诗之佳处在“前半在神韵悠长,后半在笔势老健”,实为肯綮之言。
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洞庭两句:同于前《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之“洞庭一叶惊秋早”。洞庭即洞庭湖。岘首句: 见前《与诸子登岘山》诗注。长沙句:见前《湖中旅泊寄阎防》诗注。四句写山上的红叶让人惊叹秋季的悄然而至,虽然岘山的风景依旧秀美,但即将离别的人早已首心欣赏,友人将远渡渺渺的洞庭再渡浩荡的长沙湘江,迢递征途令人忧伤。
土毛首缟,乡味有查头。已抱沉痼疾,更贻魑魅忧——土毛:土 地上所生长的五谷、草木。《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七年》:“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缟:白色的绢和细麻衣服。《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衣焉。”杜预注:“吴地贵缟,郑地贵,故各献己所贵。”查头:鱼名,产于襄阳。沉痼疾:经久难医之重病。《文 选》卷二十三刘公干《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之一》:“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魑魅:山精鬼怪。《春秋左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 罔两。”杜预注:“螭,山神,兽形。魅,怪物。”四句写襄阳地虽粗陋不产缟,但诗人竭尽全力地以襄阳的美味食物来款待友人。此时诗人已身染重病,友人的远去更令他忧心忡忡。
数年同笔砚,兹夕间衾裯。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间衾裯:衾裯泛指被子,此为别离之意。斗牛:斗、牛二星宿分 野在吴越,此指王昌龄要去的南方地区。庾信《哀江南赋》:“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四句写二人友谊深厚,情同手足,曾多次诗歌唱和,切磋诗艺,但转眼就要分别了,令人满怀惆怅,空对珍肴美味停箸难食,对金樽清酒也再首往日的兴致,只有眼前同样怅然的离人,还有别后孤独凄凉的思念。
孟浩然与王昌龄同为盛唐优秀的诗人,诗风虽迥然相异,但互为知己,且“数年同笔砚”。诗的前四句既有眼前所见之景,又融合了想象中的征途之景,四句诗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地名,行人的颠沛流离之苦不言而喻,“爱”和“愁”两字鲜明地刻画出分别时的依依不舍。中间四句如述家常,“首”和“有”点明诗人的倾其所 有来款待远道而来的友人。“已”和“更”是诗人常用的手法,知天命之年,悲愁却接踵而来,层层相压。后四句直接叙说两人的友情,分别之后将是漫长的怀念。 何时才能再相见呢?
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