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看到眼前景物而抒写作者的愁怀:江边的丛草每天在生长起来,都在唤起我的愁绪。巫峡中泠泠流水,也毫无人情,惹得不能开怀。白鹭在盘旋的水涡中洗浴,你们有些什么愉快的心情呢?一株性独的树正在开花,也只有你自己高兴。这四句是描写一个心绪不好的人,看了一切景物,都烦恼得甚至发出诅咒。“世情”是唐宋人俗语,即“世故人情”。“非世情”或作“不世情”,即不通世故人情。在这句诗里,可以讲作“不讨好我”。“底”字也是唐宋俗语,用法同“何”字,是个疑问词,即现代汉语的“什么”。“分明”二字与杜甫在别处的用法有些不同,意义较为含糊。大约强调的是“自”字。现在释为“自己高兴”,还是揣测,恐怕似是而非。
诗的前四句写景,后四句转到抒情。诗人说,十年来兵荒马乱,使南方成为黑暗的地区,我这个异乡来的旅客,衰老在夔州性城中,很想回长安去,可不知渭水秦山,这一辈子还能再见不。因为人已老病,而路上仍然是豺虎纵横。最后两句愁的是人民生活的艰辛,自己也无法还乡。
这首诗意义很明显,没有曲折隐晦之处。前四句虽然写景,但与《登高》《返照》二诗的前四句不同。作者已在写景之中表现了自己的“愁”,不是客观的写景了。每一句的艺术手法都表现在下三字。“暗”字也是杜甫的独特用字法。末句“虎纵横”是指上文的“十年戎马”。《杜诗镜铨》引张璁说:“虎纵横,谓暴敛也。时京兆用第五琦十亩税一法,民多流亡。”浦江清《杜甫诗选》亦用此说作注,以为末句是“借喻苛政”。这是从诗外去找解释,大约脑子里先有一句“苛政猛于虎”,看到杜甫的“虎纵横”就附会到苛政上去。于是再从唐史中寻找当时有什么苛政。于是找到了第五琦的新税法。不知杜甫诗中屡次以豺虎比兵灾。此处的“虎纵横”显然是照应上文的“十年戎马”,杜甫应该不会忽然丢开上文而无端扯到第五琦的苛政。毛大可论读《西厢记》的方法说:“词有词例。不稔词例,虽引经据史,都无是处。”读诗也是这样。诗也有诗例,不从诗中去求解,而向诗外去引经据史,决不能正确地解得这首诗。
此诗诗体属七言拗律。一首诗中,偶尔有一、二处平仄不合律谓之失粘。失粘之病,有时是作者平时读字音不准,弄错了平仄;有些是故意的,这就称为拗句。《愁》这首诗全是拗句,这就是吴体。这种拗法,只有在七言诗中出现,它们是律诗的形貌与古诗的声调的混血儿。
这首词开头的“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二句,选用江、山、云这些巨幅背景入词,同时用“远”字、“长”字预示行人辽远的去向,用“春”字、“暮”字勾勒出最叫人伤神的时令。因此,起首十字在点明“相留相送”之前,就已饱含了惜别的全部情绪。这首词的开头纯用景语,由于一二句意境高远,所以词篇刚一开始就将离别的愁绪,渲染得分外的浓烈,接着就有“相留相送”一句,似乎感情的即将汹涌而出了。谁知刚说完了这四个字,作者却突然打住,来了句“时见双燕语风樯”。“相留相送”的心情如何?作者反而欲说还休,这种写法既写出情之切,难以表达,同时又使文势跌宕,于一张一弛之中显出了作者炼句谋篇的功夫。“双燕语风樯”是借物写人,从侧面补叙“相留相送”中的情意。“满目”以下三句分别将别时所见、分手远去、别后独处三个环节写了出来。
词篇写别离,但离别情绪却没有用一个字来正面点染,只用当时所见的江、山、云、双燕、飞花烘托离人的辛酸,这在古人诗词中已属少见;至于将别去的速度写得那么迅疾,近乎是叠用由言别到分手到孤单的一个个镜头,则无疑又是抒写离人凄苦最有效的手段。用“千里”明提两地遥远的距离,用“沃”反衬愁肠回绕的痛楚,都极有分量。“回雁峰前路”是设想中的来日前程。回雁峰为衡山七十二峰之首,相传秋雁南飞,至此而返。但是作者到了那里,返得了还是返不了呢?“烟树正苍苍”便暗示:那里渺茫难测,何从预料归期!可知,前途中山、水正多,词中独写“回雁峰”是有讲究的。
下半阕,作者用三个字的短句,选取漏、灯、马三种事物表现行人单调的旅途生涯。其中,写漏声用“残”,写灯焰用“短”,是在暗示作者经历着一个不眠之夜。“马蹄香”是用马蹄尚有踏花余香,来说明主人公驻足不久。然而漏残焰短,天亮在即,新的跋涉又将开始。“浮云飞絮,一身将影向潇湘”写的是未来的旅程。词用“浮云飞絮”比喻旅人,是古人诗文中较为常见的;而“一身将影”用上“将”字,把“形只影单”的意思予以翻新,就开始露出逋峭之势;至“向潇湘”三字虽只引入地名,但潇湘为湘江的别称,位置在衡山之,连系上半阕中“回雁峰前路”一句,将词人心中的留连眷念之情刻画了出来。
“多少”以下三句写“一身将影向潇湘”时的情绪,其中“多少风前月下”即叙述自己的孤独,又比照往日风前月下的幸福与团聚,在对比中写尽思念,写透凄切。“迤逦天涯海角”从回雁峰、潇湘再往极远推开,并从“多少风前月下”的美好回忆中惊醒,于是自然吐出了“魂梦亦凄凉”这一撕裂肝肺的呼声。以“又是春将暮”结尾,既呼应“江上春山远”,又挽住不尽的跋涉:“无语对斜阳”既呼应“山下暮云长”,又挽住无穷的凄凉。有了这两句,就能总揽全篇大旨,使词作首尾连贯,浑然一体。此外,结处出现“无语对斜阳”的人形象,将所有的情思全凝聚在他那深沉的眼神里,也极耐寻味。
葛长庚有云游四方和道士生活的薰陶,因而他的作品清隽飘逸。这阕词赋离愁,从“春山”、“暮云”以下,选用一连串最能叫人愁绝的景物,间用比兴与直接抒写之法,多方面渲染个人情绪,写得愁肠百转,深沉郁结。然而词篇从“相留相送”写起,一气经过回雁峰、潇湘,直至天涯海角,又似江河流注,虽千回百转,却能一往直前。气脉贯通,气韵生动,实是词中珍品。
此诗描写春夜山中赏月的乐趣,诗人描绘了一幅清幽淡远的春山夜月图,流露出一种悠然自得、纵情山水的畅快心情。开篇两句交代了全篇诗情产生的由头,写出了“多胜事”是“赏玩忘归”之因。接下来的六句是对“胜事”与“赏玩忘归”的具体描述。全诗风格清淡闲雅,描摹物态历历如绘,极富神韵,尤其是颔联两句,物我交融,神完气足,意境鲜明,妙趣横生,历来脍炙人口。
诗的开头二句点出:春天的山中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自己游春只顾迷恋玩赏,天黑了,竟然忘了归去。这两句,提纲挈领,统率全篇。以下六句,具体展开对“胜事”与“赏玩忘归”的描述。一、二句之间,有因果关系,“多胜事”是“赏玩忘归”的原因。而“胜事”又是全诗发脉的地方。从通篇着眼,如果不能在接着展开的三、四句中将“胜事”写得使人心向往之,那么,其余写“赏玩忘归”的笔墨,势将成为架空之论。
在这吃紧处,诗人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写道:“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此处描写堪称恰到好处:
第一,从结构上来看,“掬水”句承第二句的“夜”,“弄花”句承首句的“春”,笔笔紧扣,自然圆到。一、二句波纹初起,至这两句形成高潮,以下写赏玩忘归的五、六两句便是从这里荡开去的波纹。
第二,这两句写山中胜事,物我交融,神完气足,人情物态,两面俱到。既见出水清夜静与月白花香,又从“掬水”“弄花”的动作中显出诗人的童心不灭与逸兴悠长。所写“胜事”虽然只有两件,却足以以少胜多,以一当十。
第三,“掬水”句写泉水清澄明澈照见月影,将明月与泉水合而为一;“弄花”句写山花馥郁之气溢满衣衫,将花香衣香浑为一体。艺术形象虚实结合,字句安排上下对举,使人倍觉意境鲜明,妙趣横生。第四,精于炼字。“掬”字,“弄”字,既写景又写人,既写照又传神,确是神来之笔。
诗人完全沉醉在山中月下的美景之中了。唯兴所适,根本不去计算路程的远近。而当要离开时,对眼前的一花一草不能不怀依依惜别的深情。这就是诗人在写出“胜事”的基础上,接着铺写的“兴来水远近,欲去惜芳菲”二句的诗意。这两句写赏玩忘归,“欲去”二字又为折入末两句南望楼台埋下伏笔。
正当诗人在欲去未去之际,夜风送来了钟声。他翘首南望,只见远方的楼台隐现在一处青翠山色的深处。末两句从近处转向远方,以声音引出画面。展示的虽是远景,但仍然将春山月下特有的情景,用爱怜的笔触轮廓分明地勾勒了出来,并与一、二、三句点题的“春山”、“夜”、“月”正好遥相呼应。
三、四两句是全诗精神所在的地方。这两句在篇中,如石韫玉,似水怀珠,照亮四围。全诗既精雕细琢,又出语天成,自具艺术特色。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