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时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三国鼎立你建立了盖世功绩，创八阵图你成就了永久声名。

　　这两句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的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使他声名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练的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这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做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文赋》是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全文以赋的形式写成。作者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

　　陆机在《文赋》中用他的文学实践的亲身体会，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表达了他的美学美育思想。主要包括：

　　（1）“情因物感，文以情生”。《文赋》认为，情感是文学创作冲动的来由和起点。在艺术想象过程中，许多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情、理、物象，文辞纷至沓来，所要创造的艺术形象也愈加清晰鲜明。在这过程中，作者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

　　（2）“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赋》充分肯定了艺术想象的作用，认为在构思阶段，则“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情骛八极，公游成仞”，“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表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沉入艺术想象过程中。

　　（3）“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文赋》强调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指出艺术创作成就的取得同“应感之会，通塞之纪。即灵感问题有密切关系。认为灵感具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的特征。

　　（4）“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文赋》在艺术风格上，崇尚华丽之美，强调“丽辞”。这反映了六朝时期讲求形式美的新时尚。

　　（5）《文赋》将文体区分为十种，简明概述了各体的特征。可以说，《文赋》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艺术创作思维的规律。

　　《文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最早的一篇专论，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按理说，登临如此高耸的山亭，自应细写其杳渺之景象，雄阔之意境。然而辛弃疾竟以豪情壮志、险思奇想出之，大发思禹之情，却又能不肯离题意。如上片“悠悠万世功”二句，通过“悠悠”“矻矻”两个叠词，既生动地写出其历史久远，又形象地道出大禹的劳苦功高。这纵横高远的境界，正是最恰当地扣住了“尘表”二字。作者面对一派江山如画、烟火万家的绚丽景象，他考虑的却是“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尘世万物均能各得其所，推本溯源，这都是禹的伟大业绩。这三、四两句，又将“高”和“远”更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超然玉立于尘表之外了。

　　如果说上片是吊古，那么下片则是伤今。过片“红日又西沉”二句，仿佛写的是眼前景，倘若简单地这样去理解，显然与上片高、远的意境不相符合。因而，“红日”句是比喻南宋朝廷岌岌可危的局势；“白浪”句是指流光飞逝，历史是无情的。这正是一代爱国者的时代忧虑，是作者愤懑难平的情感流露。煞尾二句，既照应了前阕，又阐明了词意：危亭登眺，无意于赏心悦目，主旨在忧时伤世。我自思量禹”句，寓含着作者无限心事：在这苟且偷安、不思自振的人欲横流中，必须要再有个为民造福的神禹出来治水平土，力挽狂澜，重整山河。全词紧紧系住“尘表”铺写，居高临远，吊古伤今，上下片浑然一体，意境奇特，造语清俊，在小令中洵为不可多得的妙品。

　　这首小令是怀古之作，写绍兴福王府遗址的衰败，充满繁华消歇，不胜今昔之感。其表现方法是借景抒情。但曲中并无对景物的精致刻画，也不脱离景物直抒胸臆，而是情随景生，情景紧密结合，句句写景都将作者的联想、幻觉、想象、思考熔铸其中。

　　全曲运用了三组镜头的特写。第一组特写是起首两句，为府邸的总体印象。一目了然的是遍地沙砾，蒺藜丛生，间杂着开花的野菜。据景实录，光写下“蒺藜沙，野菜花”也无甚不可，但作者显然想得更多更远。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王府寻欢作乐、宴乐升平的歌吹声，眼前闪现着王公和宫女遍身罗绮、珠光宝气的身影。作者将追想与现实叠合在一起，以“梦断”“香馀”作为两者的维系。“梦”是不用说了，盛衰一瞬，繁华成空，确实就像梦境那样无凭。“香”呢，野菜花倒是有那么一点，将这点微香作为“罗绮”的馀泽，看来就是府中人化为黄土后留给后世的唯一贡献。这一组特写用句内对比的手法，繁华豪奢的昔景使残败荒芜的现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第二组特写是中间三句，铺叙了王府园内乱云、老树、夕阳、燕、蛙等现存的景物。这些景物本身是中性的，并非福王府所特有，然而作者在述及时一一加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色彩的注入，一是通过刻意的组合，让景物所具有的苍凉共性在互相映衬中得以凸现，如“乱云老树夕阳下”之句。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化用典故来实现，这就是关于燕子和青蛙的第四、五两句。“燕”与“王谢家”的关系，经过刘禹锡《乌衣巷》诗句的渲染，已是妇孺皆知。这里劝“燕休寻”，将园内燕子的忙碌穿梭故意说成是有意识的怀旧，悲剧气氛就更为浓烈。“怒煞些鸣蛙”则化用《韩非子》所载“怒蛙”的典故：越王勾践出行望见怒蛙当道，不禁从车上起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它们致敬，因为“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榜样）乎”！在作者看来，如今青蛙气鼓鼓地怒鸣，是为了“恨兴亡”的缘故。这一组特写，正是借景抒情。

　　第三组特写为六、七两句，着笔于福王府建筑物的遗迹。作品选取“铺锦池”“流杯亭”为代表。此两处当为王府旧日的游赏胜所，但其名也有渊源。据《开成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曰‘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是也。”据欧阳修《跋流杯亭侍宴诗》，唐武则天曾在汝州温泉别宫建流杯亭。亭以“流杯”命名，显然是王府内“曲水流觞”的作乐需要。如今池里是“荒甃”，亭上是“破瓦”，可见昔日富丽堂皇的府第与园苑，到此时只剩了一堆废墟。这一组特写，更带有“当地风光”的性征。

　　作者将“游越福王府”的所见不厌其详地分成三组表现，可以解释为他惆怅、伤感、愤懑的步步深化。这一切印象的叠加与感情的郁积，便结出了末句的呐喊：“何处也繁华？”这一句既似发问也似回答，盛衰无常、荒淫失国的感慨俱在其中。

　　这首小令涉及历史主题，曲调沉郁顿挫，与乔吉其他作品清丽婉美的特点有很大差异。这也体现了乔吉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慨叹。

　　起句，点明咏柳本题。“宜春苑外”四字，点出杨柳所在之地。“最长条”三字，简约的勾勒柳枝的“长条”形状。柳，向以“垂柳”为美，冬去春来，发芽抽枝，很快长条拂地。因而咏柳的作品，总是渲染柳条的柔长。温词言柳，也先写其“长条”，既将柳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而着一“最”字，分明已将人的观感溶于其中。那么，词人不写其他花树，却独言柳，可能只是因为柳的“最长条”，或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但仔细分析即可知，细长柔软的柳条，最能勾起人的离情别绪。柳条随风摇摆，与人难舍又难分，好像还有许多惜别的话，没有说出来，饱含着激情。细细地柳丝，似人的情思。因此，描摹柳的“长条”，已暗示人的伤怀，以物喻人。紧接“闲袅”句，承首句，咏柳枝柔细而俏美的样子。美人舞腰纤软，用以媲美杨柳树枝在春风中舞动的轻柔美妙景象，十分生动可爱。“伴舞腰”，其一“伴”字，描摹柳条与春风结“伴”，即与春风共舞 ，拟人化手法更为浓重，甚得物之神韵。自然地引起下文“玉人”的感怀。

　　三、四句，借柳而赋离情。说“玉人”肠绝，表明她的悲伤；而用虚词“正是”蝉联，便与首句“最”字挽合，既有开合震荡的节奏感，更强化了此句与上两句之间的一意贯连，即标明，正是春风中摇动的柳条，牵惹起“玉人”的离情别绪。至此，感悟伤怀的题旨充分表露，唱叹之间，使物我无间。“一渠春水赤栏桥”，再以景结拍。此句，表面来看，正与首句景色相合：宜春苑外，碧水红桥，映衬绿柳，为画面增添许多春色。这景象，明丽可人。但是，联系上片“玉人肠绝”，便显然可见眼前景含无限情。作者借“桥”的意向，喻示桥头折柳送别，令人肠断，像汉人送远行者至灞桥伤别一样。故“赤栏桥”一经温词采用，便顿现光彩，使得后世亦常用以描写离别情境。而“一渠春水”的意向，既比拟愁如春水，也象征别易会难、别情无奈，“恰似一江春水流”，空留感伤。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言简意深，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不露一丝痕迹，形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正是玉人肠绝处”，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客观地咏物写人，春风、春水、赤栏桥，却皆染上离人的意绪，读来令人感慨，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一、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典故等修辞方法暗示出来。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