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白居易应和好友元稹的诗。首句“靖安宅里当窗柳”,元稹住宅在长安靖安里,他的夫人韦丛当时就住在那里,诗人写元稹的住宅,诗句就自然联系到元稹的妻子。“当窗柳”意即怀人。唐人风俗,爱折柳以赠行人,因柳而思游子,这是取柳丝柔长不断,以寓彼此情愫不绝之意。这诗句里,表现出韦丛天天守着窗前碧柳、凝眸念远的情景,她对丈夫的怀念之情很深。
次句“望驿台前扑地花”是写元稹。元稹当时在四川广元,春意阑珊,落红满地。元稹一人独处驿邸,见落花而念家中如花之人。这一句巧用比喻,富于联想,也饶有诗情。
三句“两处春光同日尽”,更是好句。“尽”字如利刀割水,效果强烈,它含有春光尽矣、人在天涯的感伤情绪。“春光”不单指春天,而兼有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希望的意思。“春光同日尽”,也就是两人预期的欢聚落空了。
这样,就自然导出了“居人思客客思家”。本来,思念决不只是限在这一天,但这一日既是春尽日,这种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一种相思,两处离愁,感情的暗线把千里之外的两颗心紧紧联系起来了。
诗的中心是一个“思”字。全诗紧扣思字,含蓄地、层层深入地展开。首句“当窗柳”,传出闺中绮思,次用“扑地花”,写出驿旅苦思。这两句都通过形象以传情,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见。三句推进一层,写出了三月三十日这个特定时日由希望转入失望的刻骨相思。但仍然没有直接点出,只用“春光尽”三字来写,很有含蓄之妙。四句更推进一层,含蓄变成了爆发,直点“思”字,而且迭用两个思字,将前三句都绾合起来,点明诗旨,收束得很有力量。此诗诗格与原作一样,采用“平起仄收”式,但又与原诗不同,开篇便用对句,而且对仗工稳,不仅具有形式整饬之美,也加强了表达力量。因为,在内容上,这两句同时写双方,用了对句,就表现出双方感情同等深挚,相思同样缠绵,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相得益彰。又由于用对局开篇,用散句收尾,章法于严谨中有变化,也就增加了诗的声情之美。
该词上片第一句“小桃枝上春风早”,起笔便以花期点明节令。紧接着下句就写自己对早春的切身感受。“初试薄罗衣。”这句大意是说脱却冬装,新着春衫,感到浑身的轻快,满心的喜悦。此刻,词人所喜悦的何止于此,下边纵笔直出本意。“年年乐事,华灯竞处,人月圆时”,寥寥几笔,不但华灯似海、夜明如昼、游人如云、皓月当空,境界全出,而且极高妙地表现了词人自己喜悦之满怀。词人如此喜悦的心怀,也只有遇到这盛大的境界可以充分表现。“人月圆时”,这句话完整地描写出人间天上的美满景象,也包含着词人自己与所爱之人欢会的一份莫大喜悦。虽然“年年乐事”,透露出自己此乐只是一年一度,但将自己此乐融入了全人间的欢乐,词境便阔大,意趣也高远。上片通过描绘华灯似海极从视觉角度写元宵之盛。
下片第一句“禁街箫鼓,寒轻夜永,纤手重携。”此处箫鼓沸腾则突出元宵听觉感受之盛。热烈的节日气氛,融化了正月料峭的春寒。欢闹的人群,沉浸于金吾不禁的良宵。词人笔调,带有浪漫色彩。在美好的环境里,词人与所爱恋的美人重逢,手携手漫游欢乐的海洋里。这三句从满街箫鼓写到纤手重携,词人仍然是把一己的欢乐融入人间的欢乐来写的。“更阑人散”说的是夜色将尽,游人渐散,似乎元宵欢乐也到了尽头。然而不然。“千门笑语,声在帘帏”,这两句最后再度把元宵之欢乐推向新境。结笔三句用的是“扫处即生”的手法。扫处即生法,一般是用词的开端,如欧阳修《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即是显例。此词用之于结笔,更见别致。这三句一收一纵、一阖一开,深刻有力地表现了人们包括词人自己此夕欢乐之无极。欢声笑语流溢的千门万户,其中也有词人与情人约会的那一处。所以,结笔是把一己之欢乐融入了人间欢乐。
这首词的上片写观灯的盛况,下片写节日的欢腾与喜悦。全词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生动地表现了节日气氛。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