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这是一首诗意淡远的七言绝句,以问答形式并暗用典故抒发了作者隐居生活的自在天然的情趣,也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前句起得突兀,后句接得迷离。这首诗的诗题一作《山中答俗人》,那么“问”的主语即所谓“俗人”。诗以提问的形式领起,突出题旨,以唤起读者的注意。当人们正要倾听答案时,诗人笔锋却故意一晃,“笑而不答”。
“笑”字值得玩味,它不仅表现出诗人喜悦而矜持的神态,造成了轻松愉快的气氛;而且这“笑而不答”,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造成悬念,以诱发读者思索的兴味。“心自闲”三个字,既是山居心境的写照,更表明这“何意栖碧山”的问题,对于诗人来说,既不觉得新鲜,也不感到困惑,只不过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罢了。第二句接得迷离,妙在不答,使诗增添了变幻曲折,有摇曳生姿、引人入胜的魅力。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写“碧山”之景,其实也就是“何意栖碧山”的答案。这种“不答”而答、似断实连的结构,加深了诗的韵味。诗虽写花随溪水,窅然远逝的景色,却无一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衰飒情调,而是把它当作令人神往的美来渲染、来赞叹。因为上面写的“笑而不答”的神态,以及末句的议论都流露出这种感情。“山花如绣颊”(李白《夜下征虏亭》)固然是美的,桃花随流水也是美的,它们都是依照自然的法则,在荣盛和消逝之中显示出不同的美,这不同的美却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天然”二字。这种美学观点反映了诗人酷爱自由、天真开朗的性格。
“碧山”之中这种没有名利,又不冷落荒凉的环境,充满着天然、宁静之美的“天地”,不是“人间”所能比。而“人间”究竟怎样,诗人没有明说。只要读者了解当时黑暗的现实和李白的不幸遭遇,诗人“栖碧山”、爱“碧山”便不难理解了。这“别有天地非人间”,隐含了诗人心中许许多多的伤和恨。所以,这首诗并不完全是抒写李白超脱现实的闲适心情。诗中用一“闲”字,就是要暗示出“碧山”之“美”,并以此与“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诗在风格上有一种“寓庄于谐”的味道,不过这并非“超脱”。愤世嫉俗与乐观浪漫往往能奇妙地统一在他的作品之中,体现出矛盾的对立统一。
全诗虽然只有四句二十八字,但是有问、有答,有叙述、有描绘、有议论,其间转接轻灵,活泼流利。诗境似近而实远,诗情似淡而实浓。用笔有虚有实,实处的描写形象可感,虚处的用笔一触即止,虚实对比,蕴意幽邃。诗押平声韵,采用不拘格律的古绝形式,显得质朴自然,悠然舒缓,有助于传达出诗的情韵。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田园之中,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狗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美。《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着重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这一首则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
开头四句从正面写“静”。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诗人“久在樊笼”之后,终于回归田园,他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就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的情景,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片自得之意,那正是摆脱了官场的机巧,清除了尘俗的应酬“复得返自然”之后的深切感受。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白日”大好的时光,可以自由地掩起柴门,把自己关在虚空安静的居室里,让那些往昔曾萦绕于心间令人烦恼的尘俗杂念,彻底断绝。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
诗人的身心俱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柴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墟曲中:一作墟里人。墟曲,墟里、乡野。曲:乡僻。披:拨开。这两句是说,经常涉足偏僻村落,拨开草丛相互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这两句是说,相见不谈世俗之事,只说田园桑麻生长。
虚掩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常沿着野草丛生的田间小路,和乡邻们来来往往;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麻桑,可见他在劳动中同农民也有了共同语言。在诗人看来,与淳朴的农人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与充满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这是以外在的“动”来写出乡居生活内在的“静”。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土:指被开垦的土地。这两句是说,我田桑麻日渐长高,我垦土地日渐增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霰:小冰粒。草莽:野草。莽:密生的草。这两句是说,经常担心霜雪降临,庄稼凋零如同草莽。
当然乡村生活也有他的喜惧。庄稼一天一天生长,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同时又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遭到自然灾害,毁于一旦,心怀恐惧。这里的一喜一惧,反映着经过乡居劳动的洗礼,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纯朴了。这是以心之“动”来进一步展示心之“静”。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让读者在其中去领略乡村的幽静以及心境的恬静。全诗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