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诗。诗的前二句描绘江南景致,点明时间,并引起下文,后六句写女主人公偶遇归客,向他询问丈夫的情况。表达了一位江南女子对远在他乡的丈夫的思念和久不见其归来的忧虑。全诗婉曲喜人,音节雅亮,借作问答,语言朴素。
诗的开头两句由写汀洲采蘋而带出江南明媚的春色,笔墨寥寥而江南水乡风物宛然可想。诗写汀洲采蘋,大抵只是触物起兴,借以表达折芳寄远、相思怀人之意,也就是说只是一个“兴象”,而并非实写。这两句借采蘋起兴写相思之情,使读者由芳草而想起美人,而江南如画的春色无疑也给思妇和她的相思平添了一段风情。接下去两句说有“归客”从洞庭回来,带来了“故人”的消息。
思妇在刚听到消息的时候,想必也曾感到一点安慰,但对于一个因为爱情而怀抱相思痛苦的人来说,这一点消息是足以激起更加强烈而不安的思念。以下四句便由此生发。这两句写“归客”带回“故人”的消息,只以一个“逢”字点出,写得特别简略,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余地。诗写“洞庭”、“潇湘”,实指同一个地方,却分开来写,给行文增添了一点参差错落;而这样的表达,在字面上使读者觉得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诗意因此仿佛有了一点辗转漂泊的意思。与“逢”字所传达的偶然相遇的意思结合在一起,让读者想起远方游子行踪的不定与音讯的渺茫。
诗的后半首以一个问句开头,直接表达了相思的迫切之情。 “春花复应晚”,“春花”指的是白蘋,因首句已点明女主人公正在采蘋,故女主人公将手中之物作比喻,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显示出巧妙的构思。其中的“复”字提示其丈夫已多年未归,侧面反衬出女主人公的焦灼神态。这里也隐喻红颜消损,美人迟暮,在岁月无情的消磨中写出了相思憔悴之意。前面的问句,只因为有这一个句子接住,便具有了触动读者的力量。
结尾两句说“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实际上说的是“行路远”。“行路远”因而见出相思的渺茫与深长。“不道新知乐”只是设想之辞,不可坐实。只因相思无望,便有了无端的猜想,而正是从虚设之辞中,写出了哀怨帐惘的相思之情。
从表面的意思上看,“故人何不返”一句下面,应接以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是对“故人何不返”的直接回答。诗却避免了直接的回应,而以“春华复应晚”一句接住,使诗意平添了曲折之意,也与开头写采蘋有照应之妙。
这首诗写女子相思之情,辞意婉转,又与比兴相结合,更显得含蓄而富于风情。诗借乐府旧题写闺怨,颇有江南民歌清新流丽的特点。
《小雅·北山》这首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
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朝夕勤劳、四方奔波,发出“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怨愤。“嘉我未老”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他又是赞扬,又是夸奖,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
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通过六个对比,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大夫成天安闲舒适,在家里高枕无忧,饮酒享乐睡大觉,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吃饱睡足闲磕牙,自己不干,谁干却去挑谁的错,说谁的闲话。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他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忙忙碌碌,什么事都得去干,还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了差错,被上司治罪。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就使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没有评论,也没有抒发感慨。通过鲜明的对比,读者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多让读者去体味涵咏,不必直写。所以,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这是“妙笔”。
唐韩愈的著名长篇五言古诗《南山》,其中有两段,一段连用十九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另一段连用三十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都是两句一对比。很明显,韩愈借鉴了《小雅·北山》的这种手法。但是,韩愈的诗未免过于铺陈繁富,如沈德潜所批评:“然情不深而侈其辞,只是汉赋体段。”比较而言,韩愈诗不如《小雅·北山》情切而明晰。
第五章首句“或不知叫号”,现代学者多释为“呼叫号哭”,译释为“人间烦恼”(余冠英)、“悲号”(金启华)、“人叫号”(袁梅)、“放声大哭”和“民间疾苦”(程俊英)等等,多是说这位大夫听不到人民痛苦的怨诉或号哭。这样来译释,多少感到突兀、牵强,不很圆融。“叫号”一词,毛传解为:“叫呼号召。”孔疏解为:“叫号,连绵字……叫呼号召四字同义也。”傅恒等《诗义折中》解为:“耳不闻征发之声。”吴闿生《诗义会通》解为:“叫号,呼召也,不知上有征发呼召。”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解为:“不知道有号召。”这些解释比较接近原义。照这样解释,诗中这位悠然自适、贪杯耽乐的大夫,根本不闻不问朝廷的征发呼召,除了吃喝玩乐睡大觉,就是闲聊扯淡。这个形象是比较丰满的。《诗经》的注疏遗产很丰富,有些旧注并没有错,不必曲为新说。
这篇诗在封建社会起到了讽谏作用。等级森严、任人唯亲的宗法等级制度,必然造成如《小雅·北山》诗中所描写的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怨愤,统治阶级这种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必将是内部的涣散、解体以至灭亡。所以,清高宗敕撰的《诗义折中》也强调说,劳逸不均就是“逸之无妨”和“劳而无功”,因此就会上层腐败,下层撂挑子,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害”。诗中暴露的一些现象,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