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天即将结束,满城的人身着罗琦去到那百花洲上游赏美景。洲岸和岸边的野花互相映衬。看不到花的尽处和岸的尽处,恍惚之间好似身处通往往理想境界的小路。
请不要责怪山翁我只会安逸享乐,功名的“得”和“失”乃是时运注定,连那黄莺都懂得唱新声,花蝶懂得新舞。那都是上天赋与它们的本能 怎么能要求我辈就没有欢乐的情绪呢!
注释
罗绮:罗和绮。多借指丝绸衣裳。
寻芳:游赏美景。
桃源路:通往理想境界之路。
逸豫:安逸享乐。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题为“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白花洲”。范仲淹五十七岁知邓洲,五十八岁时曾写《中元夜百花洲作》一诗,其中有“百花洲里夜忘归”句,故【定风波】定是五十七岁之后的作品,是记常游百花洲之事而抒己之志的作品。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首联“林风纤月落,衣露净琴张”二句自然而脱俗。上句点明夜景,下句紧承宴事,意象和谐而又形容妥帖。“林风”有本作“风林”,《杜臆》以与下文“衣露”相偶之故,认为当作“林风”,《杜诗详注》更以说理加以论证:“‘林风’相微,‘风林’则大,只颠倒一字,而轻重不同”,大约是说作“风林”的话会妨害意境的和谐,叨扰春夜的静谧,又和“纤月”等意象有失协调。另外,杜甫还有“湖月林风相与清”(《书堂既夜饮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的诗句,也是夜宴情景,以“林风”、“湖月”对举,考虑到诗人的思维习惯,或可作为“林风”的佐证。纤月,则是月初新生的月牙儿,黄昏而生,所以才能中夜而落。成善楷判断该诗写的是早景(《杜诗详注》),就不仅颠倒了时序,亦且错会了诗意,他由此生发的别解,颇乖诗义。正如黄生所云“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佳,按此偏于无月中领趣”(《杜诗详注》),即是全诗所描写的是夜景而非早景之意。
衣露,一般解为中夜露下沾衣,《说苑》有“孺子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的典故,联系到弹琴事,杜甫或正用此事,但也让人极易联想到《诗经》中“胡为乎中露”(《诗经·邶风·式微》)的诗句。露能沾衣,可知湛露其繁,时当春夜,或可拟于李白“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景象,但生机略似,杜诗则多一种简素。净琴,一作静琴。《诗经》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谢朓也有诗云:“静瑟怆复伤”(《谢宣城集·奉和随王殿下·其六》),似乎作“静琴”才是,意为静好之琴,但“净琴”也不妨为杜甫别出心裁。“净琴”显示了素琴横陈,曲如山泉,潺湲叮咚泻出幽谷,顿时脆响盈耳,清新扑面的景象。且杜甫又是极钟爱“净”字的,诗如“明涵客衣净”(《太平寺泉眼》)、“天宇清霜净”(《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雨洗娟娟净”(《严郑公宅同咏竹》)等,都是他用“净”字的出色例证。“张”,又像是设势,同时巧妙地点出了夜宴的开始。一个“张”字,不待言曲而音声之妙已浃人情思,李白有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濬弹琴》)。“张”与“挥”字一般,不仅形象妙肖,而且意味无穷。首联干净洗练,一段雅致,在林风、纤月的映衬下,在中庭静夜悠扬的琴声里,油然升起。
如果说首联意境超然、高蹈尘外的话,颌联“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二句则涉笔成趣,翩接人间。当夜而能辨出“暗水”,应当是闻其淙淙细流之声;而“花径”为黑暗所遮没,也是非其芬芳馥郁之气所不能察觉到的,暗水流花径,虽然不言声味,而声味隐然毕现。纤月既落,春星当繁,“满天星斗焕文章”,自然会有星垂檐低的错觉,一个“带”字,被杜甫锤炼得精当熨帖,妙义入神。然而承上文成善楷误以为是早晨而对“带”字别有新解,他认为“带”字音义同“逝”,流逝而去的意思,盖谓黎明时分,月落星沉,虽似也合文意,但颇违春水繁星的意境。“带”字含义,且如《吴都赋》“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李善注云:“带、佩,犹近也”,而杜甫又有“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不寐》)的诗句,那么“带”约略可以训为“近”的意思,描绘的是星垂接宇的景象。“带”的这种用法在杜诗中还有诸如“ 江城带素月”(《听杨氏歌》)等,也可知杜甫是惯常这样描写和表现的。“春星带草堂”,作为诗人的主观感受,描绘的是灿烂星空笼罩下的奇幻夜景: 暗水,溶溶脉脉地沿着花径流转;春星,辉辉煌煌地映带着茅椽草堂。全联正如黄生所评:“上句妙在一‘ 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觉星光之遥映。”(《杜诗详注》)杜甫选取这样的情景和物象形诸笔端,不仅雅致非常,而且野趣盎然。
铺叙停当了,颈联“检书水烛短,看剑引杯长”二句便转笔描写夜宴的场景,宾主雅宜,乐在其中。检书,大约是宾主赋诗而寻检书籍。之所以选取“检书”的意象,也许在应景的同时,杜甫也寄寓了自己的一种偏好和情趣,从杜诗喜欢用事可以推知杜甫十分看重才学,自然而不免热爱读书,“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等诗句都是他的自纪。这里清夜水烛检书的意象,对读书人而言,有特殊的亲切感,四壁寂然,青灯黄卷,众人不堪其清冷落寞,读书人也不改其读书之乐,更何况与诸同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集·移居二首·其一》),自然更是其乐融融,不觉烛短了,另外杜甫还有“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检点白云篇”的诗句,也足见他“检书”的乐趣。
看剑,有本作“煎茗”,一作“说剑”。作“煎茗”在格律上既不合乎平仄,在诗意上又与当句“引杯”有复,意境平常,当非杜甫原诗。作“说剑”则与《庄子》外篇《说剑》篇名有复,而杜甫此处似乎并非想用《庄子》的典故,当系后世传抄中浅人所臆改,但看杜诗其他篇目,可以得知杜甫实有中夜“看剑”的喜好,如《蕃剑》诗中描写道:“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在《夜》诗中又有“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在《重送刘判官》诗中又云:“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再到苏轼化用杜诗有“引杯看剑话偏长”的诗句,均表明当是“看剑”。杜甫所以喜好看剑,其实不难从他致君尧舜的抱负和其性格中慷慨磊落的特点看出,雄剑、虎气、龙身,未尝不是杜甫自况,虽是一介寒儒,但当其意兴勃发,便自有心雄万夫的气概,《杜诗详注》云:“因看剑而豪气生于此,快饮亦宜引杯长矣”,言颇中肯。至于清夜引杯,似乎是杜甫的一大嗜好,杜诗有“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的句子。 酒兴偶动,便不可支,若遇贫困潦倒之际,自然难免“酒债寻常行处有”了,而检书论文看剑,又是无酒不欢的。诗酒流连,对于古代文士而言是极适意的享受,杜甫有诗:“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赠卢参谋》);“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似乎以诗文侑觞,才能畅情恣性。而《新唐书》记载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那看剑引杯,不亦宜乎?
颈联上句检书恬淡虚静,下句看剑引杯挥洒灵动,表现出夜宴气氛渐趋热烈,而宾主欢洽之情透在字间,“顾宸曰:一章之中,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乐事皆兴”(《杜诗详注》),正是此意。
尾联“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写宴席上勾念起作者以前泛舟吴越的记忆,即事作诗。开元十九年(731年),二十岁的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他登金陵、下姑苏、渡浙江、游鉴湖、泛剡溪,历览了诸多名胜古迹,领略了江南水乡的无限秀美,反映在杜甫的诗篇如《壮游》,就用大量的笔墨来追忆吴越之游,且充满眷恋、略带遗憾,而想往之情不能自已,如“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再如《夜三首》之一写道:“向夜月休弦,灯花半委眠……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题郑监湖亭》),可知吴越之游给杜甫留下了十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或者简直可以说吴越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方乐土。此时此景此地,在相距千里的齐赵之地听到吴音吟哦,杜甫心中很自然地会油然升起一种异样的亲切感,而联想回忆起自己泛舟吴越的情景。《史记》有范蠡乘扁舟游五湖的故事,杜甫若心存此典故,大约也透露他委心自然、形神萧散的人生追求。《夜宴左氏庄》是杜甫早期的作品,尚未为忧愁和烦恼所累,尾联所反映的,也许正是杜甫自然流露出的向往自由的超脱心境。
全诗取象自然而脱俗,林风、纤月、湛露、净琴、暗水、花径、春星、草堂,使诗篇透着隐隐的生气和散着丝丝的野趣;而叙事如检书、看剑、引杯、咏诗,又不辜负风月,极切于情景,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毕具;不单如此,再经由杜甫笔夺造化的炼字工夫,用“落、张、流、带”等字将上述意象巧妙地点缀联接,不觉句句清新逼人,妙不可言;而末一联杜甫又用含蓄不尽的笔法点出自我感受,既应景又情真意切,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不禁陶醉在全诗的和谐之美中。《唐诗近体》赞此诗曰:“写景浓至,结意亦远。杜律如此种,气骨有余,不乏风韵。虽雅近王、孟,实为盛唐独步。”全诗结构如《杜诗详注》所说,“时地景物重叠铺叙,却浑然不见痕迹,而逐联递接,八句总如一句,俱从‘夜宴’二字蓦写尽情”,知是丝丝扣题而又浑如天成,最是上乘。此诗确实如杜甫所推崇“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的标准,《夜宴左氏庄》称得上杜甫清丽诗篇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