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中，首句交待出地点和事件，地点为八公山。 “ 琪树丹崖未可攀”作者登高帐望，想起刘安的白日飞升，但仙境渺茫，想而不可及，心中无限渺茫。
“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作者借用黄石公赠张良的《太公兵法》的典故和淮南王珍藏记载神仙方术的《枕中鸿宝苑秘书》的故事，表示自己既不像张良那样建立功勋，也不像传说中的刘安一样日月飞升，长生不老。
“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拾九还。”直接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诉出自己心中的苦楚，“浮生所欠止一死”说明了自己在明朝灭亡之后，苟且偷生，而今天蒙受身仕两朝的耻辱，这种苦不堪言的言语，可见他痛不欲生，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不能自拔。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作者悲痛、哭骂之中夹杂着深沉的忏悔，不由得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动。
此诗感情真挚沉重，作者自己毫不保留的把自己内心的哀怨、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和国家紧密的相联在一起，无疑使他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直到生命临终一刻，他对欠“债”一事仍然念念不忘，耿耿于怀。要求死后殓以僧装，墓前立一圆石，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他不屑在墓碑上写明官衔，只愿以诗人自称，在这背后，隐藏着难言之隐。
雪窦，即雪窦山，在今浙江省奉化县西60里，海拔800米，为四明山的分支。唐代曾在此建寺，原为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今虽废，但乃有不少景点。
邓牧于癸巳(1293)春暮二十四日游雪窦山。这篇游记留下了他的踪迹，也使我们今天能一睹七百年前的雪窦山的风光。
游记的第一部分，作者用四段文字，记叙由石湖(今江苏省吴县盘门西南十里)至雪窦山的行程，约占全文的五分之二。记叙游程，交待行止，使景点所处及周围环境了然于纸，也为后来的探奇访胜者导游，这种笔法已经形成我国游记散文的共同特点。但是象本文，开篇在交待行程上就如此泼墨，还是不多见的。
但细细读来并不乏味。沿途几百里，水陆兼程，由石湖起程，舟行二十五里达江，“江行九折达江口”，入溪水又行“九折达泉口”，水浅处，“曳舟不得进”，则“陆行六七里”，经两天两夜后，又涉小溪大溪，抵达溪口才转入山路。这段朴实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路途遥远曲折，而且在长途跋涉中，使人看出作者“闻雪窦游胜最诸山”后，就不殚旅途险阻，而“一意孤行”的勃勃兴致。
江浙一带，素以风景优美着称，沿途几百里，自多奇山异水，一路揽胜，倒也不觉乏累。作者用悠闲的笔调写道：“视潮上下，顷刻数十里”，轻舟飞驰的畅快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一会儿舟行大溪上，深沟险壑，森然可怖。一会儿巨石临水，“若坐垂踵者”，多么悠闲自在。一会儿溪水环山，自高处坠入山涧，远远望去，犹如自蛇奔赴大壑，气象万千。更有“桑畦麦陇，高下联络”，田家村舍，“隐翳竹树”，樵夫牧童，追逐嬉戏，颇有些桃花源的味道。作者很想知道这地方的名称和历史，无奈村民不谙吴语，无从得知；遗憾的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此看来，作者对这一段行程不惜笔墨，是有所记而记的，并非闲笔。
从第五段起转入山路，开始登临雪窦山。作者着重记叙了雪窦山观亭，千丈岩观瀑和妙高台观石。
雪窦山观亭。作者移步换景。上到第二座山峰，这里景亭棋布，各揽一胜。因此作者没有把“亭”作为描写对象，而把镜头转向了它们周围的景物。隐秀亭处是万杉藏秀；漱玉亭下是甘甜清泉；锦镜边海棠围池，花影映水，灿烂如锦秀；寒华亭内题留荟萃，文采精华；大亭上有宋理宗的“应梦名山”御笔……一路观光，美不胜收。
千丈岩观瀑。千丈岩，顾名思义，这里崇岩壁立，谷深千丈，是个险峻之地。作者登临“崖端”，攀树“下视”，以至“目眩心悸”，历险逐胜之情跃然纸上。飞雪亭观瀑，是千丈岩的着名景观。“初若大练，触岩石，喷薄如急雪飞下。”寥寥十余字，写出了瀑布自崖顶飞泻潭下的壮观景象：它自锦镜直径十余丈的大园池喷薄而下，始则宽如大练，继而与岩石相激，珠玑四溅，细若飞雪，纷纷急下。沾湿衣襟，着实让人心醉。“情以物生”(刘勰《文心雕龙·铨赋》)，“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一惊一喜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他唇吻翕动，刚要启口，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知音，不禁“怅然久之”。他想说什么呢?”此时此刻作者决非是要赞山吟水，他要“清谈玄辩”(多指玄妙的哲理)。作者32岁时南宋灭亡，怀着悲愤的心情，拒不出仕；放浪山水以后，逢寓止则“杜门危坐，昼夜为一食”(《洞霄图志》)，以后隐居洞霄宫，也过着“身不衣帛，楮御寒暑”(《伯牙琴》)的清苦生活，直到在超然馆无疾坐化，终不改志，走的是一条多么艰险的人生之路啊!虽有谢翱、周密(也是抗节隐逸之士)二位好友，但都未曾同游，且境况相似……在伤时感遇的慨叹中，流露出了作者的幽愤与渴望。
妙高台观石。这里山石岩岩，奇形怪状，作者就极力描摹它们的形象，盛赞它们“自然动人”，远远胜过“观花”。刚才的“怅然”云散了。其实，这种伤时感遇之痛是切肤入髓的，稍有引发，就由衷而出。上文有三处写到琅琅书声：一处是药师寺的寺僧读书声，一处是溪口大废宅中传出“诵声”，一处是雪窦寺的主僧少野读诗声。听到这些亲切的读书声，作者不仅驻足谛听，还要辩析一番，评论一番。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之道是修身积学，齐家治国。作者在《逆旅壁记》中说：“余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这位书香了弟对读书声倍感亲切与惊喜，正反映了他虽身在山水，但终难忘情于世事人道。可见，寄身荒野乃是出于无奈。作者惟恐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曲，特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伯牙琴》，大概就是耿耿于此吧。
邓牧在自叙传中说：“以文字请，每一篇出争传颂之，非其人求之厚馈弗为。”我们不必对他索取厚馈加以厚非，且看他对自己的文字是何等的自重。总观全文，作者很善于把握景物的特点：雪窦山的亭，千丈岩的瀑，妙高台的石，各具特色。闽浙一带，三江九溪，苍山与碧水，总是相依相伴，雪窦山更是如此。但作者写水，各择其妙：或写形，如“白蛇蜿蜒”；或写声，“溪声绕亭”；或写味，“饮之甘”；或写动，“大溪薄山转”；或写静，“花时影注水中”；总之，使人领略到每一景物的独胜之处。
作者描摹景物的形态，不拘一格。妙高台的山石：色，“或绀(gān微带红的黑色)或苍”。形，有的象扣着的盂；有的象丢弃的帽子，委屈地躺在地上；有的象蛟跳跃；有的象兽蹲踞。远处的山峰，“青岚上浮，若处子光艳溢出眉宇”--青霭缭绕，阳光穿射，色彩缤纷，简直象个蛾眉秀目，脉脉含情的少女，再美的花也比不上。这段不足百字的景物描写，竟川了动情结合，比喻拟人，远眺近观，对比衬托……直到穷形尽相方才收笔，如此的精细酣畅。
寄情于景，寓志于物，是我国游记散文的传统，到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物我双会”的境界。本文作者把自己的伤时感怀都融注在景物之中，自然而亲切，令人心领神会。
2、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反之，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做，即使有善良的愿望，美好的动机，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3、要按照自然规律做事，不要急于求成，否则，只能是适得其反。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