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州入幕,年岁已垂垂老矣;虽然寄身有地,但心情不能不是感伤多于慰藉。这首诗即写这种帐触之情。
首联写诗人奉诏内移沿海的感受。起句字面上称美皇恩浩荡,实际止用春秋笔法,以微言而寄讽意。诗人曾被贬南巴,此次奉诏内移,也是一种贬谪,只不过是由极远的南巴内移到较近的近海之睦州罢了。所以“承优诏”云云,实是反说,愤激不平才是其真意。对句则由止句之婉讽陡然转为无可奈何的一声浩叹,是真情的淋漓尽致的倾吐,也将上句隐含的讽意明朗化了。醉歌,它常常是作为古之文人浇愁遣愤的一种方式。刘长卿两次被贬在其心灵上留下创伤,借“醉歌”以排遣,已属无奈,前面冠以“空知”二字,则更进一层透出诗人徒知如此的深沉感慨,这就将苦清暗暗向深推进了一步。首联二句已点出诗人情绪,次联则以江州景色而染之,诗脉顺势而下。
颔联所写即眼前之景——江水、明月、北雁、落木、楚山,渲染清秋气氛,借以抒写宦海浮沉的深沉感慨。浩荡江水,凄清明月,一群北来南去的大雁掠空而过;江州一带万木凋零,落叶飒飒,原先被树木遮蔽的古楚地的山岭突然裸露出来,似乎比往日增加了许多。二句写景,一天上,一地下,一写水,一写山,一近一远,一动一静,上下俯抑,参差交互,成就了二幅水天空寂、江山寥落的江州秋色图。而作者的真正用意则在于通过这貌似孤立的景物画面,来抒写孤寂凄凉的心境和贬谪天涯的感恨。北雁南飞,暗寓诗人迁播;落木飒飒,隐含诗人晚景萧条,且与尾联“老”字遥相呼应;楚山之多亦正好反衬出作者的一己之微。所以,此联妙在以景传情,情从景出,情景相为珀芥,二者互藏其宅。
颈联的感喟即由此种氛围中生发。“寄身且喜沧洲近”,努力想从萧瑟感中振起,但下句“顾影无如白发多”又跌落到感伤中。这一联的脉理很细腻,寄身沧洲,自然是从上联将往淮南引起的悬想,而“沧洲近”,就离自己北国的家乡更远了,其意又隐隐上应领联上句的“胡雁过”。“沧洲近”又有悬想此后得遂闲适初志之意,但忽见明镜里,白发已多多,“白发”又隐隐与颔联下句萧瑟的“楚山多”在意象上相呼应。生涯如同一年将尽的深秋,遥远的故乡更回归无日,因此这“喜”只能是“且”喜,而白发缘愁长,却是“无如”其“何”的严酷的现实。
“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以感愧友人情谊作结,并隐隐透出前路上尚有风波之险。在关合诗题“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的同时,以“慎风波”暗暗反挑首联的“生涯”、“世事”之叹。分别之际,诗人感愧万端地说:如今我和你们都已老态龙钟,多亏二位旧识还叮嘱我警惕旅途风波。在此之前,刘长卿因“刚而犯上”被贬到遥远的南巴,此次奉诏内移,薛柳二人担心他再次得罪皇帝,故有“慎风波”之劝。对此,诗人深深地为之感愧。“风波”一词,语意双关,既指江上风波,又暗指宦海风波。这样一结,既写出了薛柳二人对诗人的殷殷叮嘱之情,又传出了诗人感愧友人的神态。
综观全诗,或委婉托讽,或直抒胸臆,或借景言情,运用多种笔墨,向友人倾诉了因犯上而遭贬滴的痛苦情怀。语言看似质实,却不乏风流文采。前人评对长卿七言律诗云:“工绝秀绝。”当不为溢美之词。
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文言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猎状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招来了其他野兽,最后被熊吃点的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状,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个状本领不够,却怀着侥幸的心理,想着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状格化,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熊,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熊是猎状的主要敌状,所以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状立,绝有力而甚害状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对其专长也进行了交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状吹竹为鹿鸣,本来是想要猎鹿,但结果与想法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熊叫又引来的熊,弄巧成拙,猎状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熊撕碎吃掉。
猎状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完全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状。
整篇文章的寓意很深刻,主要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状。这种状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状一样的覆灭命运。
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
戚继光是明代抗倭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功绩显赫。并且善诗文这首《马上作》是他骑在马上创作的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篇。诗中通过对一生戎马生涯的回顾火抒发了他赤心报国、不畏辛苦的战斗豪情。
一、二句“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草笑平生。”南北驱驰,驱驰,策马疾驰,作者曾先后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北方的蓟(读jì)州等地任职,保卫边疆,抗击倭寇,一故称“南北驱驰”,也就是南征北战的意思。报主情,报答君主(皇帝)的恩情。江花边草,江边的花,边境的草。平生,一生,终生。意思说,我南北征战,守疆卫边来报答皇上知遇和信任之恩;祖国南方江边的花和北方边境的草都含笑地看着我这样度过的一生。第一句,主要写自己的动机,皇上看重了自己,委自己以重任,自己就要很好地报答皇上的恩情。这看来是说忠于君主,实际忠君与爱国并不可分,根本上是爱国,因为给他的重任不是别的,正是领兵保卫边疆安全,抗击倭寇入侵。“南北驱驰”,还有急切奔走的意思,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和对敌人的恨。第二句以拟人手法,写花草“笑”对自己一生,不仅表明“江花边草”是自己“南北驱驰”的见证,而且写出花草有情,赞许自己平生所尽的努力,具有幽默的自豪感。
三、四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横戈,横着拿戈。戈古代主要兵器横刃,长柄,这里泛指武器。这两句明白如话像是信口吟出的,却十分响亮有力。意思说:我一年到头都是手持武器,在马上度过的。作者戎马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喜爱这种生活,诗中没有流露一点劳累愁苦的情绪,相反,充满了自豪感感和乐观精神。“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一年,而是年年如此,其间风餐露宿,刀光剑影,该有多少艰辛和危险呀!但作者却说得那样轻松自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算不得什么,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概!横戈马上则活画出一位爱国英雄的凛然英武形象。在这样的英雄面前,任何敌人都休想进犯一步它。
这首诗气势豪壮,情调昂奋,是英雄的自白,又是英雄的颂歌。叙述平生,只用“南北驱驰”,便高度概括,然后以“江花边草”加以衬托,凝炼生动。描写形象,先展开开阔的时间空间,接着推出移动着的特写镜头,英雄鲜明高大,神采飞扬,可敬可爱。全诗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遏制的自豪和战斗的激情给人强烈的感染。
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