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首联“地胜遗尘事，身闲念岁华。”“遗”字极佳，与诗题“自遣”相互呼应，与下文中的“念”字形成掎角之势，暗寓诗人面对春秋代序，生发出迟暮之感的喟叹。

　　颔联与颈联主要描写春日的宁静之美。神秘的夜幕下，万籁俱寂的大自然宁静却不死寂，它有泉声、风声，亦有月光的流动，它与白日一样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任”字有气韵，一写听任自然之妙，二写诗人的萧散和闲适。

　　尾联“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陶然幽居“恃琴酒”，可以暂时忘却红尘俗事。“忘却在山家”，表面上看，诗人摆脱了世事纷乱，从而内心从容、恬静、舒适、安详。

　　这首诗层次分明，围绕诗题层层展开。诗中虽处处见隐者风貌，然诗题中“自遣”二字却暴露出诗人并非甘心情愿地置身红尘之外，景物的幽静更彰显心境的苍凉。竹影风声，月夜花香，幽泉潺潺，径斜苔荒，在幽境与琴酒间颇有悠然自得之趣。但因“地胜”而暂忘“尘事”，因“琴酒”而“陶然”山家，这种“自遣”是所谓举杯浇愁，并非真能超然物外。

　　风没有生命，本无雄雌之分，但王宫空气清新，贫民窟空气恶浊，这乃是事实。作者从听觉、视觉、嗅觉对风的感知不同，生动、形象、逼真地描述了“雄风”与“雌风”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帝王与贫民生活的天壤之别。前者骄奢淫逸，后者凄惨悲凉。寓讽刺于描述之中，意在言外。

　　帝王幽居深宫，生存环境优越，肆虐的狂风进了高城深宫，早已化为清凉治病的和风；而生活在穷巷贫窟的庶民生存环境恶劣，没有防护实施，狂风肆意侵凌，无奈的遭受着风的凄苦。正如文中指出“枳勾来巢，空穴来风，所托者然也，则风气也殊焉。”因为生存条件的不同，所以对风的感受也就不同，风带给帝王的是享受，带给贫民的是灾难。不管宋玉是插科打诨，逗帝王开心，还是暗藏讽谏，风带给不同条件的人的祸福感受是客观存在的。

　　文章从开头到“臣闻於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为第一段。这段通过引起“雄风”和“雌风”论辩的背景，提出风气带给人不同感受的论点。

　　第二段论述了风的形成、起源以及由弱到强、由强衰弱直至进入深宫化为清风四处飘散吸取万物精华而后带给帝王享受的过程。肆虐的狂风在入城前飘散为清风乘越高墙入於深宫，摇动华叶，徘徊香木之间，寻取其幽香；临池采芙蓉芳香；出水掠蕙草浓香；劈开秦衡，摆动新夷掠取清香，景开荑杨收取嫩香，然后带着五香的新鲜徜徉中庭，北上玉宫，又通过层层帷幕进入深宫。这段描写颇为生动，像是描写一个殷情而又谨慎的君王侍臣，小心的调制着君王需求的和风。这里对风的描写暗喻了帝王贪欲的神圣特权，以及臣民伺候帝王的恭敬与虔诚。帝王得到的不像是自然的风，而是精心调制的服务。这风带给帝王的享受，好像是一付神药，这种轻松与愉悦像是病愈酒醒，耳聪目明，舒服至极，使得帝王不由的感叹“好痛快！”这就是帝王享受的雄风。这也是对帝王的生活侧面写照，揭示了帝王生活的奢求与贪欲。

　　第三段论述了庶人的风。突然起於闭塞的巷道中，扬起沙尘，像愤怒的冤魂恶鬼叫嚣着冲孔袭门。光这来势，就让人感觉这风对于贫民不怀好意的侵犯是何等的嚣张可怕啊！继而卷起沙粒，吹起死灰，搅起污秽肮脏的垃圾，扬起腐臭的气味，斜插进破瓮做的窗户，直冲茅庐。这阴风在贫窟里肆意妄为，使得贫民头昏胸闷，伤心劳神，疲软无力，继而发烧生病，吹到嘴上生口疮，吹到眼上害红眼病，进而嘴巴抽搐吮动，咿呀叫喊，说不出话来，得了中风病。这就是庶人的雌风。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深切感受的庶民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庶民生存的艰难与痛苦。

　　通过帝王的雄风与贫民的雌风，我们深切感受到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生命是如此的不平等。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权的肆意践踏。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造成雄风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享受，而雌风带来的是欲哭无泪的灾殃。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