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层次
全文可分三层。第一层，自发端至“其相似也适然”。内容是介绍作者两位友人的共同特征：“非今所谓贤人者”，“学圣人而己”。尽管他们素不相识，所师所友也不同，然而，他们的言行极其相似。这就表明，他们“学圣人”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境界。第二层，自“予在淮南”到“辅而进之，其可也。”同是“学圣人”，“既相似，又相信不疑”，而作者也是有志于“学圣人”的，他们共同努力，“辅而进之”。第三层，至结尾。声明作文的缘故。由于“会合不可以常”，难得经常聚首交流，所以，作文“相警”亦“相慰”。“相警”足见其重道，“相慰”足见其重情。《同学一首别子固》的表现形式，颇具特色。文章题曰“别子固”，但是，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圣人”而有成的“贤人”，而且是“非今所谓贤人者”。作者写正之即是写子固，交互辉映。
●构思特点
这篇文章在构思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单从曾巩与自己的关系着笔，而是引出一位各方面情况与曾巩神合的孙正之作为映衬，分别从作者自己与曾、孙两人的关系着笔，形成平行的双线结构。这样来体现“同学”的主题，是比较新颖独特的。
文章一上来就分别介绍“江之南”、“淮之南”的两位贤人曾子固和孙正之。强调他们都不是当今世俗所说的那种贤人，暗示下文的同学于圣人；同时又分别点明“予慕而友之”，将自己和曾、孙两人分别挂上了钩，暗示了三人趣尚的一致，为下文两人之相似、师友之相同张本。作者在《送孙正之序》表示：“予官于扬，得友日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这正是他们三人志趣契合的基础。
接着，作者又转而强调，这两位自己所仰慕的朋友和贤人，他们之间却从来未曾相互拜访、交谈，或互致书信礼物。三个排句，蝉联而下，把双方未曾识面的意思强调得非常突出。既然如此，“其师若（与）友，岂尽同哉？”这一问自在情理之中。下面又一转：“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这就有些超越常理了。既未谋面，师友又不尽同，何以两人竟如此相似？这就不能不推出下面的结论：“学圣人而已矣。”为了使这一论断更确切不移．作者又进而论证：既然同学于圣人，那么他们的师友，也一定是学圣人的；圣人的言行都是相同的，同学于圣人的人，各方面都很相似，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一层，一步一转，从未曾相识说到师友的不同，再转出两人的相似，最后揭出同学圣人的正意。纯用抽象的逻辑推理，丝毫不涉及两人的具体行事，但他们“同学”于圣人这一点却被论证得很有说服力。正是在这里，作者揭示出“同学”的深刻涵义。真正意义上的“同学”在于同道，在于同学于圣人，而不在形迹上曾否相过、相语、相接。这也正是作者一开头所说的他们与“今所谓贤人者”有区别的具体涵义。既然如此，仰慕而分别与之相交的作者自己，其为“同学”也自在不言中了。
文章的第二段，从“相似”进一步引出了“相信”，作者分别向两人谈到对方，尽管他们从未有过交接，却都相信作者的介绍。这种“相信”，似又超乎常情。但这正表现出“同学”于圣人的贤人之间那种超越空间、不拘形迹的神交，那种高度的相互信任。而曾、孙两人对作者的“相信”也就不言而喻。
文章的第三段从两位贤人的共同志向引出作者追随他们的愿望。首先提到曾巩赠给自己的《怀友》一文，表示要携手共进，至乎“中庸”，然后捎带一笔，正之盖亦常云尔”，照应上文“相似”之论。并进而指出，能达中庸之境的，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这正是“同学于圣人”的表现。曾巩先在《怀友》（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所载）中，诉说自己少而学，不得师友，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尝欲得行古法度士与之居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剧（磨）之。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获。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激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可惜彼此远隔，会少离多，切磨之效不深。本篇这一段，正与子固殷殷求友之意相呼应，又提出孙正之正是其所渴望相交的最佳人选。至于作者自己，则谦虚地说从来不敢自期其必能到圣人中庸的境界，但愿在他们的帮助下朝这个方向努力。到这里，把三人“同学”于圣人以至乎“中庸”的意思完全表明了。
末段以抒情之笔收束，正面点出题中“别”字。在官为职守所拘，在私有人事牵系，彼此不能经常在一起，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怀友》说：“思而不释，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这里也说：“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朋友之问，互赠文字，以为学之道相策勉，以交谊之诚相慰藉，此篇是个很好的榜样。
●写作手法
此文出现了许多重复句式，如“江之南有贤人焉”、“淮之南有贤人焉”等句，作者这样写意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自己所说的贤人跟世俗所说的贤人有所不同。他所说的贤人是以“学圣人”为务的，这些贤人的目标是“至乎中庸而后已”，而世俗所说的贤人仅仅是就才学而言，二者的差别一目了然。此文写“别子固”，但多数篇幅以正之作陪，交互映发，错落参差。此文笔情高奇，淡而弥远，令人寻味无穷。
此文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是陪衬法的运用。文章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习圣人而言行一致的“贤人”，表示自己与他们志同道合，要互相勉励，以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因此，文章题为“别子固”，却处处以孙正之陪说，写正之即是在写子固，反复强调，交互映发，错落参差，结构紧凑，而不显得单调重复。文章淡淡写来，却显得情真意笃。
在修辞方面，运用排比手法。如开头几句，以整齐的排比句写曾、孙二贤。第二段的排比句稍有变化，文章显得既整饬又灵活。这种写法是为了说明贤德之士，不必同师，只要效法圣人，便能殊途同归，从而突出了君子同道而合的主题。
文章从江南、淮南二贤人言行相似入手，自然引出同学圣人之意。然后紧扣“同学”二字，从共同学习圣人之道上立意。共同学习圣人，就会志同道合，言行相似，相互信任，友谊长存。这也正式建立朋友之间牢固友谊的基础。最后以相互攀引而共同登上圣人殿堂来互相勉励，更显示出作者志向远大，思想高尚。子固、正之二人言行相似，互相映衬，为文章增色不少。文中排比句的反复运用，长短句的交错出现，也增强了文章的语言美。
江淹曾不无深情地写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成了大多数人的书写，灞桥的泪，长亭的柳，阳关的雪，凡可入诗者皆可寄托离别的伤与怨。这份感情，在通讯和交通都非常困难的古代，似乎只有求之于诗词，才可告慰。比如周邦彦这阕《定风波》。
词一开篇，词人以一句半带劝诫半带命令的口吻跟自己眼前的佳人说道：不要倚仗自己擅长歌唱，就小觑了这首歌，这首歌能有几个人知道呢？黛是古时女子画眉的青黑色的颜料，“黛眉”于是特指女子之眉。如晋左思《娇女诗》：“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唐温庭筠《春日》诗：“草色将林彩，相添入黛眉。”“敛黛眉”，即皱眉。在离别之际，词人想再听一遍歌，可佳人却唱不出，所以皱眉表示为难。或许词人看到对方为难，就不让唱了。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期望：等到将来再相逢时，趁着花香月色，再来唱这首歌吧。
过片交代时间慢慢流走。这里将更漏拟人化，以一个“恨”字来表达对时间的不满。金昌绪在《春怨》中写道：“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打黄莺与恨更漏，同一心理。黄莺和更漏，本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间感情，但在有心之人看来，却都沾染了人类的感情。再如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里的蜡烛则能体会到离别人的悲伤，也跟着离人流泪。古人的这种创作手法看似无理，却能够让读者切实感到那种深情。
离别之际，难免要借酒以缓舒伤悲。因此，词人劝道“休诉金尊推玉臂”。同是劝酒，但因对象不同则有区别，这里可见出周邦彦的高妙技法。“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男人间的劝慰，虽悲恸却干脆。周邦彦面对的是一佳人，所以他用“玉臂”交代出对方身份。玉臂，特指女性的胳膊，如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离别之际，就别说不胜酒力了，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明天就分别了，即使想再喝，又有谁来给你斟满呢？满腹无奈，都跟着这离别的酒，喝到了梦里。
陈郁曾评价周邦彦：“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可爱”，用来评价这阕《定风波》非常恰当。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