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从反面切入，写聚会，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然后次句以“未拟还”拉回，又以谢朓比谢榛，切姓，又切身份；颔联由上“未拟还”生出，把他不归说成不得归，暗中达到颂扬的目的；颈联在谢榛布衣的身份上做文章，说他不屑仕进，而交游遍天下；尾联收缴全篇，说他终将与妻子高隐；尾联一纵一收，收放自如，巧妙地化用典故，为谢榛转圜，把他高人诗客与出入京华富贵之家的形象组织在一起，处处为他占身份，虽是颂扬，但颂扬得十分得体。
京城送走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路边的杨柳抽出了长长的嫩条，正好供行人攀折话别，而谢榛却游宴歌咏于京师，还没有回乡的意思。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后诗词中多引为赠别语，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这首诗写的是聚会，却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非才力大于凡人者难以做到。对句以谢朓比谢榛，即切合其姓，又符合他诗人的身份。而西园又是达官贵人府第的代称，并以文人游宴赋诗而著名，谢榛在京城与当朝大佬过从甚密，诗用西园典，与他的行事密切吻合。李攀龙论诗与“前七子”遥相呼应，力主“诗必盛唐”，特别心醉杜甫。杜甫的赠人诗以用典切合人的姓氏身份著称，如《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用张骞泛槎事切其姓。又如《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以汉叶县令王乔比王明府，切其姓与身份。李攀龙此句正是他学杜甫的经意之作。
古时提倡清高，对隐逸之士往往推许褒扬，对曳裾侯门者往往多微词。所以首联说了谢榛滞留京师不归，出人权贵之门后，颔联立即拉回弥补。诗说谢榛年事已长，由于苦吟和久居他乡，暗换了青青发，每逢春天到来，魂梦不由得萦绕着故乡的青山。这就把谢榛不归说成了不得归，他出入朱门也就非其所愿。而是由于权贵们仰慕他的诗名。这样对谢榛出入人海的行止作解释，便达到了颂扬的目的。
颈联在谢榛的身份上大作文章，说他生当清明盛世，正是可以出仕为帝室效力的时候，他却托病不起，甘以布衣终其身，虽然无官无禄，清寒贫苦，却结交遍天下，声名籍籍。尾联则进一步说谢榛虽然目前游走京师，最终仍然要像隐士庞德公一样，偕妻子高隐故乡。这两联仍然是一纵一收，处处为谢榛转圜，把他描绘成高人与诗客的结合体，为他占尽身份。虽是颂扬，而颂扬得非常得体，不露谀媚之态，无论是受者、旁观者都能坦然接受。
读古诗时总感觉到写赠答诗犹如送礼，措手颇费斟酌，且碍于情面，很难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更难表达真实感情。李攀龙这首诗巧妙地化用典故，收放自如，以精湛的技巧弥补了感情的不足。
这首诗是作于李攀龙与谢榛刚刚缔交时，诗竭力加以捧扬赞美。后来李攀龙论诗与谢榛发生龃龉，王世贞等人站在李攀龙一边，干脆把谢榛排斥在七子之外，自己做起领袖来。明代的世风，到了嘉靖年间已日现颓势，反映到诗人中，便同类相引，异己相斥，互相攻讦，忽离忽散。“后七子”后来一遭公安派的轰炸，马上溃不成军，未尝不是这种世风下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首写驿站送客的诗。此诗写诗人驿站送客时的所见所闻，其中首尾两联点明送客，中间四句都是写景。全诗采用视听结合、远近结合的手法，描绘了一幅乡村风俗画。
首句写驿馆的官员早已站立在潜水河的沙洲边迎接。“沙际”二字点明送别之地。接着介绍了送别之地的环境：竹溪环绕田舍，宁静清新，一派田园风光，一派水乡野趣。
颔联描绘了一幅农家画面，把乡村民俗写得有声有色。“枫林”“茅屋”是送别时所见。秋日中午，枫林社鼓喧腾、茅屋声声鸡鸣，构成一幅祥和温馨的农村安居图。
颈联运用以动衬静的手法，以鹊噪之动衬托禾地之静，蝶飞的动景衬托晚禾秋草的静景，晚禾秋景的视觉与鹊噪的听觉描写相结合，“鹊噪晚禾地”的远景和“蝶飞秋草畦”的近景相结合。
尾联两句写远行之人看到驿站后的心情，照应诗题，点明全诗主旨，呼应首句。结句写马匹一次又一次发出欢乐的嘶鸣，衬托旅人的欢快之情。
全诗采用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紧紧围绕潜水驿，写其周围村庄、田野秋天社日的风光景色，采用视听结合、远近结合的手法写景，从村内写到村外，从人类写到虫鸟花草，描绘出一片祥和之景，烘托渲染出依依惜别之情。其中“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这两句，很受北宋诗人王安石所激赏，曾亲笔书之悬挂于府第中（《雪浪斋日记》）。王安石《即事》“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二句就脱胎于此联（《复斋漫录》）。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上阕，写秋收起义的行动。分两层：
第一层：“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开宗明义，庄严自豪。以对仗的形式写出，给人以声势赫赫、威风凛凛、红旗招展、阵容严整之感。9月9日后，起义军从破坏粤汉铁路开始，分别从江西西部的几个集结地出发，扑向湖南长沙。
第二层：“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这两句点明行军方向，语气急促而斩截明快。“不停留”与“直进”连用，渲染出行军者昂扬的斗志、急迫的心情、加速的步伐和时不我待、日夜兼程的紧张气氛。读者似能看见一队队手持梭镖、身背大刀、肩扛土铳洋枪的革命军战士们行进在湘赣交界处的崇山峻岭、田间水边，白天红旗引路，夜晚火把照明……似能听到嘹亮的军号声，急促的马蹄声和不停的脚步声。由于工农革命军由赣入湘，目的是会合平江、浏阳的起义农民，协同攻打长沙，于是下片词的表现空间，也由上片的“匡庐一带”转入“潇湘”亦即湖南境内。
下阕，写起义的根本原因和声势。分两层：
第一层：“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揭示出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和正义性。“重重”，反映压迫之深；“个个”，强调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普遍性。
第二层：“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写出了起义的时间和声势。“秋收时节”，交代了季节，含有9月9日重阳节之意。“暮云愁”写出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氛围。用一个“愁”字作谓语，加以拟人化，突现了氛围的凝重、激越和悲壮。饱受痛苦的农民和工人实在忍受不住了，怀着数千年做牛做马的旧恨和对蒋介石、汪精卫大屠杀的新仇，必然产生“霹雳一声暴动”的结果。“霹雳一声”承“暮云愁”而来，黑密的阴云，饱含着雨滴，必然要产生巨大的雷鸣，这就是暴风雨的前奏曲。
这首词的艺术特色主要是明白晓畅、平中见奇。词句人人皆懂，十分通俗，很符合工农战士的口吻，但“平”中见“奇”，词句越读越有滋味；另外采用了口语化的典故。“同仇”来源于《诗经》：“修我戈矛，与子同仇”。“霹雳”来源于《七发》：“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这样，少孺皆懂，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
上片写赏春人赏春的热情和春去的遗憾。起首二句先描绘东洲的形胜景致，水流迎洲而分为燕尾，洲上芳草萋萋，白盛开。“盈盈”二句写游春女子，年年都把自己扮得如桃花一般。“留春住”三句，写人们虽然殷勤地希望春天能多留一段时间，但时值暮春，芳菲已歇，百花零落，只有水上浮萍和空中飞絮，还残留着春天的一点气息。用一“笑”字。表现出对春去难留的无奈。“棠桡”四句，江上各式各样的船只画舫，载着衣着漂亮的女子，在月光下尽情地游赏美景，但春天还是匆匆地归去了。
下片由追忆过去旖旎风光，引发感叹国家的兴亡。在江南那美丽的土地上，仙院香云缭绕，湿润的芳香飘入红漆朱户，道家的神坛疏灯与天上晶亮如珠的星斗互相辉映，就像是一派由天而降的花雨，这一切都如春天注定要逝去一样，也已逝去了。敌人的铁蹄已至国门，江南的桃根古渡已沦于敌手，在这风狂雨妒的不幸时代，那和桃源相似的万点落英和几湾流水是躲避不了侵略者的铁蹄的。此时桂王所凭据的西南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清人之手，百姓避乱无地。作者作为明朝遗民，对此感受最为深切、故而也最为沉痛和悲愤。
本词虽然吟咏江南风景，实则抒发了国家灭亡的痛苦，继承了辛弃疾愁苦孤愤的情调，并效法辛词以自然界的意象与人事进行类比的写作手法，用语含蓄，感情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