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新看北固山,今朝又上广陵船。金焦在眼苦难攀”,三句接连写出了四个地名,而且都是旅游胜地,初看给人一种游玩山水的感觉,细看却并非如此。首先到了京口北固山却只能“看山”而不能登山,这是一层遗憾。其次,纵然看山未能在白天而是晚上,这又是一种遗憾。而离开镇江的时候,有名的金山和焦山就近在眼前,却无缘享受登山之乐,这是第三层遗憾。这三句,完全是叙事的“赋”笔却又非单纯叙事。
“猛雨自随汀雁落,湿云常与暮鸦寒”,是在船中所闻所见。这两句看似单纯写景,其实是情景交融,浸透了作者的主观感受。因为雁与鸦都是大自然中的生命,都有求生的需求,看着它们遭受大自然风雨的打击。就使作者联想到人在谋生的奔波劳苦所受的打击。
“人天相对作愁颜”仍是写实:羁旅悲哀是人的愁颜,阴雨打开是天的悉颜。但在写实的同时,这种人天相对而愁的情景又给读者以更多的联想。
这实在是一种对人生很悲观的态度,而这首词就流露出作者的这种人生态度。
李仁仲以“懒慢斋”为自己的斋号,其愤世嫉俗的反语意味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在这首小令中,更是将主人的此层含意铺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把纷纷扰扰的世俗人生比作戏场,“闹排场经过”五字便概括了李仁仲此前的全部阅历,而“乐回闲”则是从戏场上抽身脱出,从容获得作壁上观的闲适和享受,所以这一句已对“懒慢斋”的性质和意义作出了总评。以下两句分别诠释“懒慢斋”中“懒”和“慢”的含义:过去在官场中忙忙碌碌,所谓“勤政”,如今无官一身轻,“撒会懒”是天经地义的事;过去性直口快,在戏场上扮了个“急喉咙”的角色,结果吃力又不讨好,如今稳坐场下,“学些慢”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三句中都包含着截然分明的对比,语言冷峭,既回顾了“懒慢斋”主人曾经沧海的阅历,又显示了他达道知机、急流勇退的明智。从这段开场白中,读者已可见出李仁仲以“懒慢”命名斋室,是在他脱离官场的桎梏之后;而作者探本究源,下文便转向对宦海风波的揭露。“掇了梯儿上竿”是元代的一句俗语,从作者在曲中的借用来看,李仁仲并非在官场中混不下去,他甚而还有“上竿”进一步发达的机会。好在他经历丰富,头脑清醒,早就识破了富贵荣华“一枕黄粱”的虚幻实质,不愿再步邯郸旅店中卢生的后尘。也亏得他如此果断,不愧为未雨绸缪,因为官途上一天比一天黑暗,一处比一处险恶,时间、空间都充满着危机感。“倦鸟知还”出于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名句:“鸟倦飞而知还。”作者用“君不见倦鸟知还”的反诘,是代李仁仲述怀,写出了“倦鸟”飞还“懒慢斋”的理所当然。
这首小令,起首三句用鼎足对,表现出对宦海仕进的失望和轻蔑,是疏狂语;四、五两句,借俚语、典故表明急流勇退的果决和明智,是经验语;六、七两句,则直言沉溺官场执迷不悟的危险,是警诫语。由此引出的“倦鸟知还”的结论,水到渠成,饱含着对友人求取“懒慢”的理解与赞赏。全篇一气呵成而感情由缓趋迫,句冷意隽,老辣灏烂,遣词用句都体现了元曲“当行派”的风格。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这首词是一怀古之作,该词通过描写塞外寒曾萧萧,衰草遍野的冷落景象,行文用词格调高远,气势豪纵,情致凄怆,透彻地抒发了世事无常、兴亡无据、古今同梦的悲慨。
“何处淬吴钩”开端即问,从中可见悲凉凄怆的情调,下面紧接着荒城“枕碧流”,映衬出当年争战之地的衰草、曾霜的萧瑟荒凉,折射出词人的迷惘与哀伤。“塞草霜曾满地秋”,道尽了秋日的萧瑟凄凉。
“霸业等闲休,越马横戈总白头”,下片从写景转入抒怀,表达了人生苦短,人间若梦的伤感。结句处的“多少英雄只废丘”,是这种哀感的点睛之语,大有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曾流人物”的情怀。
世事无常,功名虚无,词人用历史古迹的满眼苍凉来说明霸业也好,封侯也罢,最终不过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全词悲壮中又有着超越历史的时空之叹,沉郁悲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