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令前两句交代了孤舟碇泊的背景:时间是入夜,地点是洞庭湖,遥岸青荧的灯火,衬出了客船的冷寂。“洞庭烟”、“灯火青荧”,形象、色彩都有如绘画,足见作者驾驭语言及构筑意境的纯熟能力。孤舟无伴,船外又是昏茫茫一片,可想而知诗人只能蜷缩在船舱中,从而自然地度入“舟中”的题面。“朔风吹老梅花片”是意味深长的一笔。它补出了严冬的时令,还以其若实若虚的意象启人寻绎。在“夜泊洞庭边”的迷茫夜色中,是不可能望见“梅花片”的,可见全句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感觉。结合题目的“舟中”二字,则可发现此处的“朔风”,实是诗人在封闭的船舱中所获得的听觉印象。听觉印象而产生视觉效果,反映了朔风的劲烈。这种强烈的风声使作者生发了“吹老梅花片”的联想,于是才有“推开篷”细看究竟的相应举动,这样看来,“朔风”在这里还有陡至的意味。推篷是因为朔风的骤起,却得到了“客满天”的全新发现,事出意外,惊喜顿生,难怪要“诗豪与风客争先”了。这一句中的“豪”字,不止属于“诗”,也是对“风客”的形容。一来它表现了风客的劲猛,二来也说明了湖上风客翻飞之景象,别具一种雄豪的阳刚之美。这首小令多能从无字之处读得隐微之意,再次证明了诗人遣字构像的佳妙。
以下写风、客与诗情搅成一片,难分难辨,活脱脱是一幅江天风客行吟图。风客催诗,“一笑琅然”,豪情快意顿时将先前的孤寂悲冷一扫而光。全曲步步设景,层层推进,入情入理而又出新出变,是元散曲羁旅题材中一支开阔雄壮、别开生面的作品。
第一首曲子概括写出闲适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旷,他似乎什么思绪都没有,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境界,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意思是顺应着万物的本性,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生活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虚无缥缈之中,对什么也不依靠,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逍遥的境界。作者的闲适,正是向往着这种境界,“闲快活”是进入这一境界的心情。
其实作者未必就如此闲适,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积淀着无穷的辛酸和苦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最甜的梦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题名,龙门跳进,便可大展才华,或为国家效劳,或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权力的保障,实现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这条路是那么坎坷而狭窄,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属于三、四等人,处于下层;而知识分子,则为下层之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权贵们面前,儒生们显得何等可怜,其斯文早就扫地以尽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当时的剧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宝在《秋胡戏妻》中哀叹道: “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在《金字经》里也曾发牢骚说:“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关汉卿实际上也同他们一样,对黑暗的异族统治怀着强烈的仇恨,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位满腔忠愤、为人热忱、关心世态、勤奋著述的“梨园领袖”和“杂剧班头”,是决不会超然物外,闲得无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应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别的途径可走,关汉卿就是用自己丰富的杂剧为国家、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业。
第二首曲子描写诗人与朋友诗酒欢宴的惬意场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着闲适和舒畅的气氛。旧酒已被重酿过一遍,新酒也已经酿熟了,满屋都散发着香喷喷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简陋的方桌上摆上了几个旧瓦盆,里面盛满了菜肴。酒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也还鲜美可口,荤素兼有,颇为丰富。客人们围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边品嚼着酒菜,一边吟诗唱和;不管是山僧还是野叟,读书人还是农夫,都是老朋友,无贵无贱,无上无下,你一杯,我一盏,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玩个随心所欲,乐个开怀如仙。
有趣的是这次宾主宴会,不是主人礼仪性地宴请客人,而纯属一种友人们“打平伙”式的聚餐,这在特别讲究礼仪的府第和官场,是难以见到的。“你出一对鸡,我出一只鹅”,他带几样自种的蔬菜,大家动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这种老友平等而真诚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来招待众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还确实有点返朴归真的情味。
关汉卿用朴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生活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他追求着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这里,人们和睦友好,真诚相待,不拘泥于繁琐的礼节,率性而行;邻里之间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场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已无影无踪了。杜甫《客至》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也是对这种情景的称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红尘、放下名利希望在归隐中安享晚年的内心呼唤。开头就活用了一个成语“心猿意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云:“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又《维摩诘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腾的野马、跳跃的山猿,只有将它牢牢地拴起锁住,才能安静下来。
人往往为名利所支配,在社会上你争我夺,弄得疲惫不堪,结果害人害己,如幻梦一场。因此,在名利场中,尤其是处于阶级、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识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图摆脱它的枷锁。关汉卿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这同样是元代许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都将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现实的种种险恶,使得文人们不得不长叹。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着,即便是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忘不了“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于是立下决心“跳出红尘恶风波”,并感慨地诘问:“槐阴午梦谁惊破。”槐阴梦就是南柯梦。午梦等于说“白日梦”。世间人心险恶,人海风波浊浪翻滚,世人对未来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荣华富贵实质上与南柯一梦没有两样。但真能参破这白日梦的没有几人。这些观察与思考历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产生出许多遁迹山林、隐居田园的隐士和逸人。特别是在元朝那种特殊的外族人统治、法律不平等、对知识份子苛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元代的大知识份子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其中许多都作过一阵子官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场污浊、人心险恶时才会退出。如果正念不坚、甚至毫无正念,还不是同流合污、与世沦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倾诉了自己为何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这组小令的总结。他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贤愚颠倒的混沌现实,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曲末一声“争什么”突出了与世无争的思想。
“南亩耕,东山卧”即是作者归隐后的田园生活。 “南亩耕”,取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的诗意。在此含有归田躬耕的意味。“东山卧”,用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不难得知,似陶渊明、谢安这等雅洁的隐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渊明、谢安等人一样有过治国平天下以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但在亲身经历纷繁万种的世态人情,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社会世相之后,诗人终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闲将往事思量过”,明白了“世态”为何物,人情又为何物。虽然此处他没有明言,但这首小令之后却让读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澜。
《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善恶颠倒;《裴度还带》中“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鲁斋郎》中“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的奔波钻营;“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风,所有这些,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又似过眼云烟,轻轻飘过。作者回首往事,反复思量的结果是:“贤”的是别人,“愚”的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这首诗所写的是出卖苦力的劳工的艰难生涯。前四句写暑天长期无雨,云头尘土飞扬,深堂挥汗如雨,干旱酷热。中四句言“负重民”,身冒酷暑,奔走长街,衣不蔽体,弯腰负重,承受着惨重的劳累,换钱来养活儿女。后四句以富人家的牛马来与劳工对比,牛马能在高树下乘凉避暑,劳工哪有这种福气。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
张耒出身贫寒,从政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在苏门四学士中,他是最关怀民生疾苦的,也写过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首《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它以朴素明快的语言,通过对“负重民”劳动神态的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诗的开头四句刻意渲染暑天之热。一二两句写天气:说“云头不合”,则可见烈日当空;说“惟飞土”,既呼应了上句“三月元无雨”,又强调了气侯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三四两句写诗人自己:盛夏赫赫,骄阳似火,深堂高卧,想动身而未动身,就汗如雨下,这表明炎热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四句对“热”尽情渲染,为后面写“负重民”劳动的艰辛,作了有力的铺垫。
“忽怜长街负重民”,下一“忽”字,笔锋陡然一转,结上开下,中间四句进入对“负重民”的正面描写。诗人由己及人,对于苦力的劳动强度,生活境况,不发抽象议论,也不作全面介绍,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怜”的感情交织进去,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是很高明的。“筋骸长彀十石弩”,一个青筋暴出,骨瘦如柴,身负重物,移步艰难的苦力形象,令诗人心碎。这一细腻描绘,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逼真地点明物体之重已远超过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力受金饱儿女”,苦力的区区报酬得来十分不易,其中渗透着很多血和汗。这就深化了主题。“半衲遮背是生涯”一句,使文意层层逼进。烈日曝晒,“负重民”尽管衣不蔽体,却全然不顾。因为他们已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除出卖苦力外别无“饱儿女”之法。“负重民”是家中直接挣钱者,从事的又是如此费力的劳动,尚且是“半衲遮背”,那么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饱儿女”,充其量也只不过勉强活命而已。这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不仅逼真感人,使文势跌宕,而且含意深长,从中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负重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诗中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剪裁的精当。
最后四句,变换韵脚,笔锋一转,向更深的意境开掘,以人与畜相比。牛马都有人爱护,拴在树下乘凉,唯恐其“犯炎酷”,而“负重民”如此艰辛,却无人怜惜,人还不如牛马。这样的强烈对比,更可看出“负重民”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此外,作者有意换了入声韵,更表现出这是“凄厉萧杀”之音。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因为诗人对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描写技巧,刻意经营,发挥了艺术独创性。
《劳歌》通过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不用一个典故,也没有一个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和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