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南。”词人一开篇就以泼墨式的手法，大笔挥洒，刻画出了一幅烟雨送别图。在一派烟雨之中，那船儿十分轻捷地从渡口离开，径直地渡过沧江，消失在迷茫的远方。这里，词人没有直接去写送者和行者，而只以津、舟、江、雨所组成的浑茫开阔的图画把二者都包容在其中。词人将“径”字加于“度”前，大有深意。“径”，直也。即使是妻悲女啼，情意绵婉，即使是气候恶劣，雨急浪险，船还是径直开走了。一字着力，用心良苦，寄情于景，令人回昧。

　　“双艣本无情，鸦轧如人语。”三、四两句，词人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出人意料地把摇动双橹而产生的连续低沉的声音当做触媒，由此而来的设想“荒诞”而又人情。连这本无生命、无感情的“双艣”也为上述的送别场景所感动，像一个阅尽人间悲欢的老人那样发出深情的喟叹，此时郁积于词人心中的感情也就不言而自明了。“双艣”“人语”的内容应充斥换头。当然，这实际上也就是词人的内心独白。前两句化用故事，对偶天成。这本来是两个各自独立并完整的故事，词人却借双艣之“口”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效果顿时强烈起来。一方无行，一方痴情；一方薄幸，一方坚贞。相比之下，人们很自然就会得出一敬一贬的结论。

　　“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最后两句以反诘呼起，透出更加强烈的感情。词人在“有什么东西能系住你的心”这一问之中，已经是在谴责丈夫之负心。接着，又以家中还有刚刚能够扶着床沿走路的三岁女儿来进行再一次的劝喻，诚挚委婉，撼动人心。

　　词人在词中将物拟人，以“物语”传己情。词人在接受这一影响的同时，以“舷语”来写自己心中所想，可谓推陈出新。

　　《世说新语》载西晋时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是国戚，得到晋武帝的援助，赐他一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作为炫耀的资本。殊不料石崇举起铁如意，当场狠命一击，珊瑚宝树顿时应声而碎。石崇随即取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作为赔偿，王恺羞惭而去。这段故事并非发生在“酒边”，但该篇首句的“碎珊瑚”，无疑是化用了这则典故。“酒边”是为了加映珊瑚之红，而以宝物的碎溅来比喻落花的飞散，于形象之外更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第二句的用典也与石崇沾边，即著名的“金谷园绿珠坠楼”。侍中孙秀垂涎石崇的爱姬绿珠，指名索取，石崇坚决拒绝。孙秀就矫诏逮捕了石崇。《晋书·石崇传》对此有一段简练而传神的叙写：“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以美人坠楼喻落花殒香，同样是既逼真又惨怛。“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杜牧《金谷园》）可见这一比喻是诗人的通感。

　　第三句语意直白，不像再有什么故实，但仍使读者不禁联想起杜牧的《叹花》：“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狂风落尽深红色”，不就是“落花”命运的写照。作者在“绿叶成阴”即所谓“枝上翠阴”中，还添上了“鹧鸪”的悲啼，让它来悲挽落花的飞尽。元诗人萨都剌《过嘉兴》：“春风一曲鹧鸪吟，花落莺啼满城绿。”可见“啼鹧鸪”确是落花时节固有的景观。

　　小令的这三句鼎足对，首句从树上繁英纷落的角度着笔，即所谓花雨；次句则是落花飘坠的特写，暗含“一片花飞减却春”（杜甫《曲江》句）的寓意；第三句返回枝上，则是绿叶成荫，片红全无，彻底消抹了落花的存在。这样的三部曲步步推进，转接无痕，使人浑然不觉对仗的存在，却强烈地表达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乌夜啼》）的惋伤。

　　诗人把落花的蒙难归咎于风雨，两者各负“一半儿”责任。“谩嗟吁”，则一派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神情。与张可久同时的曲家徐再思，也有一首《一半儿·落花》：“河阳香散唤提壶，金谷魂销啼鹧鸪，隋苑春归闻杜宇。片红无，一半儿狂风一半儿雨。”两曲不存在渊源关系，却出现了结尾的巧合，可见“风雨落花愁”的意识，在古人是根深蒂固的。

　　一开头，作者就对“花”“月”“酒”这些为一般诗人所沉湎而讴歌的事物加以否定，表明自己并非“风月派”。说花是无知的，不必为花伤情，月是无聊的，不必为之徘徊流连，酒也是无法消愁解恨的，更不必沉湎，不必讴歌。下面“把天”四句，进一步以丰富的想象表明自己并非抒写闲愁的“风月”词人。词中说，要把“风月派”赞美的艳丽茂盛的桃树砍断，杀他风景要把吟风咏月诗人讴歌的鹦哥煮熟，做下酒菜。作者为什么对“风月派”诗人讴歌的事物如此忌恨如仇。他曾在《词钞自序》中说：“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此篇是中年之作，正是写苏辛慷慨之词的时候。另外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谈到：“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应该“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而那些“逐光景，慕颜色”的“风月花酒”之作，“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由此可见，他对诗词“只吟风月”是否定的，这里表现了他以诗词用世的积极态度。“焚砚”三句，是世事不容，“老不得志”而发出的激愤之词。作者年幼读书，“自竖立，不苟同俗”，虽有出众才华，结果过了“而立之年，仍无“而立”之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秀才而已。这怎不使作者愤愤不平。“焚砚”三句，写决心要一反常规，不再读书、写字、弹琴、作画、写文章。“焚”“烧”“椎”“裂”“毁”“抹”等几个动词，既生动又形象地勾出作者激愤决绝的神态。“荥阳”三句，是引《李娃传》中的常蝇刺史之子郑生奉父命赴长安应试，爱上妓女李娃，弃试，流连花巷，钱尽被逐街头行乞的故事，借以自喻，表示对封建礼法的蔑视。

　　下片继续写自己贫困潦倒，抒发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之情。开头两旬写自已从来就是穷命相，这是难以更改的，任人笑他头戴教席帽，身穿秀才衣的瘦骨伶仃模样。“看蓬门秋草”的“看”提领以下四句，写家门贫困，冷落孤单。“蓬门”指家门贫寒，“秋草”写门前冷落。作者曾有诗写道：“座有清风，门无车马。”在《七歌》一诗中写此时生活是“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是“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是“寒无絮络饥无糜”，“空床破帐寒秋水”，其贫困之状可见。词中的“疏窗细雨，夜夜孤灯”，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冷落孤寂——细雨敲打着稀疏的窗棂，夜夜是孤灯伴着自己，“自刻苦，自激愤”地读书。作者曾在《自叙》中说：“板桥最穷最苦，貌又寝陋，故长不合于时，不见重于时，又为忌者所阻，不得入试。”这就是他入仕之前的生活。他说自己的性格“放荡不羁，漫骂无择”，经常“敖言高谈，臧否人物”，如此更被世人视为“狂”、“怪”。更重要的，板桥是生活在清朝前期的汉族文人，其时国内民族矛盾仍很尖锐，文字狱屡见不鲜，他目睹者竟达十二次之多。板桥好友杭世骏就是因条陈“泯满汉之见”，而被罢官，板桥的同窗陆骖因文字狱而被戮尸；板桥自己也被迫将已刻好的诗钞址十儿首明显地流露反满情绪的诗从板子上铲去。这炎凉的世情，这深重的压迫，使他情不自禁地呼出：“难道天公，还箝恨风不许长吁一两声？’’这是以反诘句式将郁结在心中的不平投向那不平的社会。此是全词的点题之笔。表面上是质问天帝，实则指责人间，抨击清统治者，“恨”字极写对黑暗社会的愤怒之情。这不仅是板桥个人的恨，同时也表达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的心声。

　　“颠狂甚”是借用世人语。因作者不肯从俗，因而常遭白镢，并斥为“狂”、“怪”。这里借而用之，表示自己决不妥协的精神。结句说：我要取百幅乌丝格纸来细写自己凄清情怀。“凄清”一词，表明自己写的绝非“风月”之作，而是抨击社会，抒写个人怀抱的词章。

　　这首词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想象奇特，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运用反语激词来抒写自己情感，更加强烈、感人，通过具体的富有特征的景物来渲染清苦的生活，生动形象，词语通俗，用典活脱。这首词当时即已为人传诵，板桥在《刘柳鄙册子》中说：“南通州李瞻云，曾于成都摩诃池上听人诵予《恨》字词，至‘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皆有赍咨涕演之意。后询其人，盖已家弦户诵有年。”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它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