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承金盏酒。劝我千长寿。擎作女真冠。试伊娇面看。
摘承金盏酒。劝我千长寿。擎作女真冠。试伊娇面看。
这是一首投赠诗。此诗以其用景色隐含的请求提携之意，和不落窠臼的恭维手段而闻名。前半部分以写景为主，但融情于景；后半部分以抒情为主，但思与景谐。诗人含蓄地赞颂了裴舍人，并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心事。全诗未有一句是明写作者自己之情，却在景色和感情的描写中点明了自己的想法，富丽精工，又不流于藻饰堆砌，由此颇见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
“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首联是说，二月天黄莺鸟飞到上林苑，春天早上紫禁城郁郁葱葱。
“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晓柳色雨中深。”颔联是说，长乐宫钟声消逝在花丛外，龙晓杨柳沐春雨翠色更深。
开头四句，诗人像并不在意求援似的，描画了一幅秾丽的宫苑春景图：早晨二月，在上林苑里，黄鹂成群的飞鸣追逐，好一派活跃的春的气氛！紫禁城中更是充满春意，拂晓的时候，在树木葱茏之中，洒下一片淡淡的春阴。长乐宫的钟敲响了，钟声飞过宫墙，飘到空中，又缓缓散落在花树之外。那曾经是玄宗皇帝发祥地的龙晓，千万株春意盎然的杨柳，在细雨之中越发显得苍翠欲滴了。这四句诗写的都是皇宫苑囿殿阁的景色。
那么，钱起赠诗给裴舍人，为什么要牵扯上这些宫殿苑囿呢？这就要看看舍人的日常活动情况了。在唐代，皇帝身边的职官，有通事舍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这些“侍从之臣”每天都要随侍皇帝左右，过问机密大事，其实际权力范围很大。
不难理解，此诗的开头四句，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的目的，是在“景语”中烘托出裴舍人的特殊身份地位。由于裴舍人追随御辇，侍从宸居，就能看到一般官员看不到的宫苑景色。当皇帝行幸到上林苑时，裴舍人看到上林苑的早莺；皇帝在紫禁城临朝时，裴舍人又看见皇城的春阴晓色；裴舍人草诏时，更听到长乐宫舒缓的钟声；而龙晓的柳色变化及其在雨中的浓翠，自然也是裴舍人平日所熟知的。四种景物都若隐若现地使人看到裴舍人的影子。
可见，虽然没有一个字正面提到裴舍人，但实际上句句都在恭维裴舍人。恭维十足，却又不露痕迹，可见手法高妙。
“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长怀捧日心。”颈联是说，和煦春日也难消穷途遗恨，耿耿胸中咏怀着捧日忠心。
随后诗人笔头一转，就写到请求援引的题旨上：“阳和”句是说，虽有和暖的太阳，毕竟无法使自己的穷途落魄之恨消散。“霄汉”句说，但我仰望天空，我还是时时刻刻赞颂着太阳（指当朝皇帝），意思是自己有一颗为朝廷干事的热心。
“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尾联是说，献赋十年至今仍未得到恩遇，如今白发丛生羞对裴舍人。
末两句意思是说，十年来，我不断向朝廷献上文赋（指参加科举考试），可惜没有得到知音者的赏识，如今连头发都变白了，看见插着华簪的贵官，我不能不感到惭愧。话说到这份上，意思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但仍然含蓄，尚保持了一定的身份。
这首诗，通篇表示了一种恭维、求援之意，却又显得十分隐约曲折，尤其是前四句，虽然是在恭维，由于运用了“景语”，便不觉其庸俗了。由此颇见钱起娴熟的艺术技巧。全诗富丽精工，又不流于藻饰堆砌，十分难得。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
在古代，人们十分珍视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卢照邻的《送二兄入蜀》就形象地表现了诗人与其兄弟之间深厚的手足亲情。
首句“关山客子路”，是向“二兄”说明前方路途遥远、山峦叠嶂、十分艰险，提醒亲人要多加珍重。古时由长安入蜀，必须经过秦岭太白山、青泥岭和大剑山、小剑山之间的一条栈道——剑门关。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曾清晰描绘了蜀道的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剑阁有“天梯石栈相钩连”，却仍旧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最后不得不发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的叹息。
卢照邻这首诗没有细致刻绘，而用“关山”二字概括了蜀道上的艰险，与兄弟惜别的沉重心情却清晰可见。
次句“花柳帝王城”，是指“二兄”出发的地点——长安，繁华似锦，歌舞升华，一派繁华的景象。
这一句与首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以长安的“花柳”繁华反衬亲人在艰险的蜀道上将会碰到的孤苦、凄凉，着墨不多，感情却倍显深沉。
三、四句“此中一分手，相顾怜无声”，是抓取临分手时的瞬间情景的一个细节描写，将兄弟二人依依不舍相互牵挂的惜别情态刻划地细致入微，淋漓尽致。“相顾”二字将相互间情深意切的目光传神地刻绘了出来，一个“怜”字泻出了二人心中只有亲人间才会存在的滔滔挚爱之情，“无声”二字显示了不可名状的离别之恸，颇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意。
诗人在短短四句诗中能够由远及近地刻划双方的心灵，善于节制感情，平衡抑扬，在前两句的对仗中巧含对比的成份，使全诗感情异常深厚浓烈，跌宕起伏，令人感动。
作为抒写骨肉亲情和送别诗来说，《送二兄入蜀》或许并非最上乘之作，但却以其简洁质朴的诗风和语言有力地冲击了宫体诗的形式主义藩篱，给初唐诗坛带来了清新之气，也为后来的盛唐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首词在《词的》《古今诗余醉》《古今词统》中调下有题作“咏佳人口”；《历代诗余》中调下有题作“咏美人口”；《清绮轩词选》中调下有题作“美人口”。
此词描写歌女的日常生活，曾是花间词人肆笔的主题。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正是指的这种歌宴的生活情形。但西蜀词人对此泛泛描写的居多，极少关注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活动，因而缺少生机和活力。李煜的《一斛珠》在题材上与西蜀词人的描写似曾相识，但已有一些新变，注意表现歌女的动作特点和心理状态。
词的上片，描写歌女为情人歌唱的情景。词人在描写中注意到了各个生活的细节，因此，歌女的演唱描写首先是从她的梳妆打扮开始的。“晓妆初过”，点明时间，其实也照应到了下片的“殷色可”，或者说预示着与情郎相会的时间不会短，不然也不会清晨化妆准备。“沈檀”一句，细致描绘出了歌女“点唇”的动作和情态，这个细节的抓取，不但能起到以点带面的描写效果，而且也开始了紧紧以“唇（口）”为中心的人物和情景刻画。“向人”一句少女情态妩媚动人，“一曲”句取白居易“樱桃樊素口”之喻，不但不见其俗，而愈发见其清新，同“丁香颗”相对，更见别致。整个描写，明喻、暗喻相搭配，动、静结合，又突出展示了歌女神态情貌的欢愉艳美，也从侧面衬喻出歌女的歌声是多么的迷人动听。
词的下片描写歌女与情郎在一起欢会调笑的情态。刚才罗袖上的酒痕只是隐约订见，及至深杯大口时便旋即被弄脏了，“旋”字如画。此二句写尽宴会时的热闹兴奋和歌女酒醉时的骀荡恣意。“罗袖”一句先应上片、喻示了时间已经很久，而歌女因为内心的欢愉表现在容色上更加娇媚动人。在行动上，“杯深”一句恰到好处地把歌女因与情郎欢会而贪杯忘情的天真欢愉之情表现出来，为后面结尾三句做好了全部的铺垫。结尾三句表现歌女醉后的情态。地斜倚着华美的绣床，娇憨无比。把烂嚼的红茸，笑着吐向词人的心上人。其情态非常大胆放纵，也极其可爱娇艳。可见歌女恃宠撒娇的心中的得意。由于词人对这—情节的精细刻画，这样富有戏剧情翅的画面极其生动，美人声情笑貌之娇憨妖冶如在眼前。词人的语言仿佛给读者画出了一幅情人之间天真烂漫的欢笑调弄之景，人可见，动作可见，连神情娇态亦可见，实在传神之至。
词人把歌女的音容笑貌，神情媚姿全都与“口”相联，对“口”的描写，笔笔都能点睛传神，不但十分细致、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了一个美丽可爱的歌女的形象，而且使全片词结构整一，情趣盎然。
总体来看，全词描绘歌女的艳情冶态，格调不是很高，但不能就此否定其在艺术上、技巧上的成功。而且，如果不是把这首词放在李煜的宫廷生活中去简单理解，应该说这是一首描写男欢女爱的十分成功的作品。
此词反映了词人寄情声乐，荡侈不羁的早期生活。据《诗话类编》云：“后主尝微行倡家，乘醉大书古壁：‘浅斟低啪，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此风流倜傥的富贵闲人当时是不识得世间苦恼。故其前期作品，往往风流蕴藉，堂皇富艳。虽然多作绮靡之音有失人君之度。但是其艺术才能之高也是为世人所叹服的。李煜虽有愧于国，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但不傀于才，是文学艺术史上一位出色的词人。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