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语言极其雅致、意境极其苍茫凄美、绘景抒情都极好的词作。
词之开篇，“蘅皋向晚舣轻航”两句为我们描述了一位匆匆的行客，在傍晚时分，停船靠岸，准备“卸”下“云帆”，在船上住宿。这两句简单交代了时间、地点以及事由。接着词便进入了景物的描写：“当暮天、霁色如晴昼，驿练静、皎月飞光”，寥寥数语便描绘出一幅美丽幽静、让人沉醉的夜景图，在清朗的夜色中，皎洁月光的照射下，平静的驿水宛如一条白色的绸带，散发着明亮的光彩，月光水色上下辉映，潋滟无际。词人轻舟独泊，置身于如此空阔的境界中，定会感到自身的极其渺小，这种漂泊无依的孤独感也不由得使人茫然、伤感。所以词人所描绘的意境虽是优美的，而词人所透露出的情感却让人凄然。
“那堪听、远村羌管，引离人断肠”，这时，远方村庄飘来阵阵的羌笛声。羌笛之声乃凄切之声，所传达的也是一种凄切之情。夜深人静，远方传来凄切的羌笛声，而词人又置身于一片茫茫苍苍的空阔之中，耳所闻、目所睹都使人生出凄清、悲凉之感，更何况是如柳永这样常年漂泊、饱受离别之苦的人。所以，他说这笛声“那堪听”，他是受不了这样凄切的笛声的，可偏偏却是声声入耳，更“引”得他这个“离人”“断肠”。“那堪”二字使离人面对此情此景所引发的凄苦之意更深一层的表达了出来。
“此际浪萍风梗，度岁茫茫”，词人在这样的茫茫空际中陷入了“断肠”的悲伤中，他感到此刻的自己就如同随水漂流的浮萍或凭风吹扬的草木，不知道明天会到哪里，明天又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主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未来、前途、希望都是渺茫的，既不可知，也不可为，更无法去期待，“度岁茫茫”四字写尽了美好年华在迷茫中消逝的痛苦。以柳永之性格、际遇，他所引发的凄凉之感，所产生的迷茫之情，较之常人更为浓重，更加难以摆脱。
所有眼前面对的一切，都是令人伤感的，所以词的换头仅以“堪伤”二字，直抒其怀，既是对上片感伤情感脉络的顺承，又引起了下片感伤具体内涵的进一步表述，其短促的音节，非常适于表达词人无奈的心痛。“朝欢暮散，被多情、赋与凄凉。别来最苦，襟袖依约，尚有余香”，“朝欢暮散”是曾经的享乐生活，“凄凉”是如今的现状，“多情”是痛苦的根源，正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所以“别来最苦”。因“多情”而伤离别，因离别而有痛苦，层转层深，层深层叙，情感表述真切、强烈。仿佛“依约”间，词人嗅到了“襟袖”中尚存的伊人的丝丝“余香”，这其实是因思念而产生的幻觉，由此也可看出词人思念之深切。
下片后半部分词人转换角度从对方着想。“算得伊、鸳衾凤枕，夜永争不思量”，由自己对“伊”的“思量”推想到“伊”对己的“思量”，由自己的侧夜难眠联想到“伊”的孤枕不眠，心痛、感伤，其体贴温存，感人至深。接下来词人又把笔墨宕开，有推想转到回忆：“牵情处”，“惟有临岐”，“一句难忘”。词人舍其他不言，专择取分别时的一个镜头，就要远行，他们之间定有许多话想说，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又无法说尽，终于只化作临分别时的那句叮咛。这个情景，这句叮咛，已深深刻印在词人的心中。词的结尾宛如一个特写的定格，有着强调、放大情感的效果，凄楚动人，令人黯然神伤。
《乐府余论》云：“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论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柳永这首词“曲折委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长短不一的句式使音节流转顿挫，极易于抒发曲折委婉之情，且有一唱三叹的效果，极为动听；这首词又“具浑论之气”，词中之景象阔大，水天一色，意境既优美凄恻又悠远苍茫；这首词还“高处足冠群流”，写景有全景亦有细节，写情有感想、幻想、推想和回想，极其铺陈，而且相思之情隐然结合了身世漂泊、志意追寻与落空的感慨，情感抒发十分丰满。但在语言上，这首词却不用俚语，颇具高雅清扬的气度。总之，这首《彩云归》堪称柳永慢词长调中的佳作。
此诗表达了作者对汉隐士严子陵的崇敬之情，作品主要对为名缰利索所羁的世人作了形象的刻画。诗人承认自己挣脱不开名缰利索，同时也是不愿为名缰利索所羁。
前两句“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巨舰”指得是向往财富极力去获取财富的人。“扁舟”指通过结交认识权贵从而获取名利的人。这两句渲染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的多和繁忙。无论是为利，或者是为名，皆是一些向往钱财和权力的唯利是图的人，与隐者严子陵不为名利的高尚品德相违背，从而表现出隐者严子陵不图名利的高尚品格。
后两句“往来有婉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先生德”指严子陵不图名利，在钓台隐居的高尚品德。句中使用了“用典”的手法，引用严子陵过钓台的典故，从而突出严子陵的淡泊不仕的情操。
一二句“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对三四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起到了反衬作用，并描绘出当时社会追逐名利的现象。
全诗通过一二句和三四句的对比道出了诗人自己挣脱不开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同时也是不愿为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所束缚，体现出诗人洁身自好，不图名利的情操。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