斟美酒，祝芳筵。奉觥船。宜春耐夏，多福庄严，富贵长年。
斟美酒，祝芳筵。奉觥船。宜春耐夏，多福庄严，富贵长年。
词的开头一句就把最足以作为春天表征的桃花盛开，柳条垂拂这两种典型景物描写出来。第二句“春色满江南”，用个“满”字似乎表明不必再写其他景物了，其实这是承上启下，着意于过渡。一切景物都是相互关联着的，美景还要有良辰衬托。如果碰到风雨如晦的天气，即使是盛开的桃花，扶疏的柳条，看起来也会令人黯然魂销。所以接下去转向对天气的描写：“雨晴风暖烟淡，天气正醺酣。”这里边包括四种意思：宿雨初晴，惠风和畅，烟霭澹淡，着人如酒的天气。这样的天气，使人心旷神怡，正可以游目骋怀，饱览自然风光。
下片前三句“山泼黛，水挼蓝，翠相搀”连贯而下，以浓重的色彩，绘出了江南山水的春容。“泼”字，“挼”字用得很有魄力，非崇尚纤巧者所能办。
色彩浓丽的山和水，正承上阕“雨晴风暖烟淡”句而来，只有新雨之后，和风之中，天宇澄澈，万木争荣，才能为山水增辉。“泼黛”、“挼蓝”二句不仅画出了山色、水色，也反映了万物春天里的勃勃生机。写到这里为止，已经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色彩明丽的江南春景画面。“良辰美景”都有了，但似乎还缺少点什么，抬头望处，看到了“歌楼酒旆”。楼外的酒旗迎风飘动，足以惹人神飞。“故故招人”，生动地写出了词人的心理状态。“故故”这里是故意、特意之义，酒旗当然谈不上故意招人，只是因为词人想喝酒，才产生这种感觉。这一句是移情手法的巧妙运用。酒兴发作了，而阮囊已空，回去吧，却又败兴，所以只好“权典青衫”。这一句是化用杜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诗意，集中体现了词人的性格、情趣。
黄庭坚这首小令，短短的四十四个字，江南春景层层叙写，逐步展现。桃柳、天气、山水、“歌楼酒旆”到结语，层层勾勒，上下呼应，脉理分明，语言沉着有力，意境风神曳，情景兼备，堪称佳作。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他过着笨拙、简朴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要坚定自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地里的桑与麻都在雨露里安静地生长，燕子和麻雀也渐渐在这里安家了。这是杜甫安静的生活状态，朴实而淡定，淳静而单调。
“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远处不时传来村里社鼓的声音，急促而有力，溪里的渔舟在水面流转飘荡。“心迹双清”现在已经成为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南朝·宋·谢灵运的《斋中读书》里有这样的句子：“矧迺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注意，他是寂寞，到杜甫才有了“双清”这个说法。杖藜，指拄着手杖行走。藜，是野生植物，茎非常坚韧，可以做拐杖。《庄子·让王》里说：“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这时杜甫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可不就是白首。心迹双清，指心地、行为高洁，没有尘俗之气，杜甫觉得自己的生活超脱了尘俗，对于杜甫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快乐。
“村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紧迫的事情可做，于是，不用起来那么早，因为不需要经营，也不参与勾心斗角（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或者说，他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的居处变得格外清幽。竹子衬托着田野的绿色，草舍的倒影在江流里荡漾。
“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没有学上，就放纵孩子的懒惰不去管他们，因为太穷，也只能听任妇人的唠唠叨叨个没完，诗人也不想去赚钱（其实他没门路赚钱），任凭家里一直穷着。人生百年不过是浑然一醉罢了，不需要见人，因此长达一个月不用梳头（因为梳头没有用，没必要梳头），后来闻一多引用过这个典故，专心做学问的闻一多，觉得修饰形容不重要，这跟杜甫的“一月不梳头”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容颜衰朽的我甘愿屏却我的踪迹，有一些清幽的事情供我在高卧赏心：鸟儿落在地上，在竹根旁边行走，乌龟顶开水中的浮萍叶子游过。
“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犹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年景不好，原来的酒钱已经不够用了，我只能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饭），省下来经营园蔬得来的收入，用以买酒。“甘泉歌”是一首乐府诗，原歌是：“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诗人一边唱着甘泉歌，一边击打着酒樽，歌太长，酒樽都被敲破了，歌真的长吗，不长，但一直唱，一直敲，酒樽总会破掉的。
这首诗写的是杜甫在草堂的生活状态，这给人的印象是杜甫是懒散的，这像一个混吃等老的闲人，一个失去理想的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杜甫的懒散是因为他想做事而做不成，他苦恼，他没有办法，大环境之下，他只能以自己的“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做形式上的抗争，他憋屈，他苦恼，他以懒散的行状示人，而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相当积极的，否则就不会有草堂安定的生活了，他砍树除草，他伐竹种药，比如《除草》诗“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比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成竿”。老杜不管在怎样的生活状态之下，他从来都是积极的。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