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际、青楼临大道。幽会处、两情多少。莫惜明珠百琲，占取长年少。
当此际、青楼临大道。幽会处、两情多少。莫惜明珠百琲，占取长年少。
这是韩偓晚年寓居南安之作，与《安贫》表现同一索寞情怀，而写法上大不相同。《安贫》直抒胸臆，感慨万端；此篇则融情入景，兴寄深微。
春尽，顾名思义是抒写春天消逝的感慨。韩偓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故，晚年寄身异乡，亲朋息迹。家国沦亡之痛，年华迟暮之悲，孤身独处之苦，有志难骋之愤，不时袭上心头，又面临着大好春光的逝去，内心的抑郁烦闷自不待言。郁闷无从排遣，唯有借酒浇愁而已。诗篇一上来，就抓住醉酒这个行为来突出“惜春”之情。不光是醉，而且是连日沉醉，醉得昏昏然，甚且醉后还要继续喝酒，以致衣服上溅满了斑斑酒痕。这样反复渲染一个“醉”字，就把作者悼惜春光的哀痛心情揭示出来了。
颔联转入写景。涓细的水流载着落花漂浮而去，片断的云彩随风吹洒下一阵雨点。这正是南方暮春时节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象，作者把它细致地描画出来，逼真地传达了那种春天正在逝去的气氛。不仅如此，在这一幅景物画面中，诗人还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那漂浮于水面的落花，那随风带雨的片云，漂泊无定，无所归依，正是诗人自身沦落无告的象征。扩大开来看，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一片大好春光就此断送，也可以看作诗人深心眷念的唐王朝终于被埋葬的表征。诗句中接连使用“细”、“浮”、“别”、“断”、“孤”这类字眼，更增添了景物的凄清色彩，烘托了诗人的悲凉情绪。这种把物境、心境与身境三者结合起来抒写，达到融和一体、情味隽永的效果，正是韩偓诗歌写景抒情的显著特色。
颈联再由写景转入抒情。为什么要说“人闲易有芳时恨”，大凡人在忙碌的时候，是不很注意时令变化的；愈是闲空，就愈容易敏感到季节的转换，鸟啼花落，处处都能触动愁怀。所以这里着力点出一个“闲”字，在刻画心理上是很精微的。再深一层看，这个“闲”字上还寄托了作者极深的感慨。春光消去，固然可恨，尤可痛心的是春光竟然在人的闲散之中白白流过，令人眼瞪瞪望着它逝去而无力挽回。这正是诗人自己面临家国之变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沉痛告白。下联“地迥难招自古魂”，则把自己的愁思再转进一层。诗人为惜春而寄恨无穷，因想到：如有亲交故旧，往来相过，互诉心曲，也可稍得慰藉，怎奈孤身僻处闽南，不但见不到熟悉的今人，连古人的精灵也招请不来，更叫人寂寞难堪。当然，这种寂寥之感虽托之于“地迥”，根本上还在于缺乏知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韩偓此时的孤愤心情，同当年的陈子昂确有某种相通之处。
七、八句抛开议论事理，转入抒情。借流莺相顾、春愁略解，含蓄地表达了对“春尽”的感伤和悲叹之情。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写自己是如何苦闷，表面上冲淡了全诗的悲剧色调，但其无限苦闷之情却形象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有议论，三者紧密结合是其主要特点。这首诗描写景物具体形象，“细水浮花归别洞，断云含雨入孤村”这些诗句，真实地描绘出春天雨前农村的美景，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这首诗语言流畅优美，对仗工整。通篇扣住“春尽”抒述情怀，由惜春引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一层深一层地加以抒发，而又自始至终不离开春尽时的环境景物，即景即情，浑然无迹，这就是诗篇沉挚动人的力量所在。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