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
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