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
“百花洲上新台,檐吻云平,图画天开。”首三句写总写了姑苏台的高峻的形势。使得整首曲子一开始便有了一种开阔的气势,为接下来的怀想和抒情做好了铺垫。“百花洲上”点明了姑苏台的位置,即在苏州城西南的百花洲上,靠近太湖。苏州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述异记》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越绝书》也记载说“吴王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可见其非凡气势。“新台”是相对于阖庐所筑旧台而言,由此大约可以推断姑苏台的建造始于阖庐,终于夫差。“檐吻云平”,可见其势之高。而加一“图画天开”四字,将姑苏台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颇有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之境。
“鹏俯沧溟,蜃横城市,鳌驾蓬莱。”写登台远眺时的感受。美景如斯,作者心中感慨万千,不禁陷入想象和追忆之中。“鹏俯沧溟”站在姑苏台上向下望去,就如同鹏鸟在天空中俯瞰海洋。“蜃横城市”,作者眼前所见之景,就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美丽。“鳌”、“蓬莱”都是幻景,和“蜃横城市”一样,都带有一丝不真实的恍惚之意。这种夸张的比喻既充分展示了姑苏台的雄伟壮阔,也反映出作者心中对此物此景的感受,即其并不赞赏这种奢华,也为下文怀古伤今埋下了伏笔。
“学捧心山颦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化用了西施和伍子胥两个典故,这是乔吉惯用的手法。“西施捧心”这里是用拟人的手法,也暗喻吴王夫差当年宠爱美人的奢淫享乐。唐代诗人李白亦有诗“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所写也是此事。而往事越千年,一个“怅”字,表现了作者的浓重感情。他不仅为往事而怅惘,而且还着眼于现实。作者不止是为了吊古,而且也为了感今。
“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这三句作总收,表明曲的主旨。伤悼古事而思绪万端,之所以不要靠近阑干,乃是因为怕万丈尘埃迷了双眼。这一句的真正内涵结合元朝末年的黑暗统治来看,是说吴王夫差覆国的故事将要重演,大元的天下不长。尾末这三句既点明了主旨,也体现了作者心中的无奈叹惋之意。
事实上,在吴国未亡之前,姑苏台已被越国毁灭,以后是否重建,史无记载;即令重建,到作者生活时的元朝,也不可能有遗构存在。早在唐朝李太白登临时,所看到的已经是“旧苑荒台杨柳新”(《苏台览古》)了;这首小令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作者丰富的想象,造语沉着,气势宏放,但又不发泄无余,有沉郁顿挫之妙,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