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写诗人登总持寺佛塔所望长安景色以及对佛法的感悟。全诗可分两层。第一层是前三联，描写诗人所望长安之景，一片繁华祥和的气氛；第二层是后三联，写诗人对佛法的感悟。全诗运用大量佛教典故，体现了诗人对佛法的热爱和对佛理的理解。

　　诗的前六句，通过诗人登塔所见，描写了长安的景色。渭河两岸，翠竹依绕，山水明快。上苑绵延逶迤，直接远山。京郊到处耸立着帝王公侯的华贵豪宅；阡陌纵横的田园上，农夫田舍也自然的散落。在身处半空的诗人看来，这一切都是大地上的平等点缀，如同杂色香花盛绕。

　　由此，引发了诗人进一步的感悟。佛教讲究从初地至喜欢地修至七地远行地，须经一大阿僧祗劫，从八地不动地至成佛，还须经一大阿僧祗劫。故曰：“累劫从初地。”而“为童忆聚沙”则是由《法华经·方便品》“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化出。此处既说童子聚沙亦远种佛因，也进一步说明成佛须经无量努力。更巧妙的是此二句皆与塔有联系。童子聚沙自不必说了，而“初地”一句则可引申到再高的塔也从初地上累土而成。二句既与塔有关，扣合题目，又具有佛理，构思十分巧妙。

　　“一窥公德见，弥益道心加”，诗人这里讲述了初地菩萨初窥心性，功德现前，进而更加精进，以期圆满成佛果。

　　诗的最后再次切题，既是因身在高塔而“坐觉诸天近”，同时也因为心系佛法，能感悟诸天欢喜，自觉相近。末句“空香逐落花”暗用散花典故，更加凸显自己心合佛法，并使全诗结束于幻美的气氛。

　　这是一首描写游子春日思家之词。叙述上，曲折穿插，错落有致！所抒情感，强烈真挚，而且呈现出起伏跌宕的变化。

　　开头两句写春景：梅花初落，庭榭之间余香犹存；芳草已长，池塘岸边一片新绿。这一派园林春景是怎样被主人公关注的呢？说到这里，此词叙述方法上的特点就显示出来了。“春恨最关情，日过阑干曲”，这两句看似平易，其实它所表达的内容却是相当深入，相当曲折的。首先说“关情”，情之所钟，倾心关注。为什么关情于春景？对于游子来说，春景引发春恨，春景越鲜明、越绚丽，春恨也随之越浓烈、越深沉。这春恨，就是离别相思之恨，而此词的突出特点就是写出了这春恨由萌生恨到发展的恨间进程。“日过阑干曲”，每日每恨的行经园中曲阑的恨候，主人公都在留心地观察春天的消息，梅花的开落、景色的种种变化，都恨随地地收录在了他的记忆之中。也就是说，主人公是眼看看暮春天这个引人恨事的季节一步一步来到了人间。如今刚刚到早春的恨候，梅香未散，芳草乍绿，已经让他“春恨最关情”了——不待言者，接踵而至的“春老”、“春归"，亦即草长莺飞、落红狼藉的景象，又将使我们的主人公更何以堪呢？上片四句，暗中交代了春来春去的恨间流程，同恨也说明了春恨滋生与蔓延的轨迹，从而把这个“春”字写活了，引人沉思遐想，而且情不自禁地发出“元应叹息”的无限感慨，这种写法，当然是生动、深刻而且是传神的。下片则放言夸张，极力宣泄主人公的春恨。由于种种羁绊，尽管他对春光及其关情，却连看花的闲暇都没有。于是“看得花枝足”就成了他的急切要求。当然，词里所写只是喻指，及至点出“思家”二字。才算把全词的题旨挑明，实际是他要说的。

　　温庭筠共写过六首内容相仿的《更漏子》。这首《更漏子》，借“更漏”夜景咏妇女相思情事，词从夜晚写到天明。

　　开头三个字，表面看是景语，不像后来李清照《醉花阴·重阳》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含有以炉烟袅袅来表示愁思无限的意思。次句“红蜡泪”就不同了：夜间燃烛，用以照明，但多了一个“泪”字，便含有了人的感情。说“玉炉”，既见其精美，又见其色洁；“红蜡”则透出色泽的艳丽而撩人情思，而闺中的寂寞也隐隐流露出来了。“画堂”，写居室之美，与“玉炉”、“红蜡”相映衬。这句紧承上句，说红蜡所映照是画堂中人的秋思。“秋思”，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藏于人心中的情愫，红蜡是不能“照”到的，可是作者却执拗地强调“偏照”。“偏照”者，非照不可也。这一来，将室内的华美陈设与人的感情，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此刻，在这美丽的画堂中，冷清寂静，只有玉炉之香，红蜡之泪，与女主人公相伴，不管它们是有意、无意，但在她看来，却是“偏照”。至此，是蜡在流泪，抑或人在流泪，浑融一体，更反衬女主人公的“秋思”之深。概言之，第一句主要是衬景，二句景中含情，三句感情色彩强烈，女主人公的愁肠百结，呼之而出了。陈匪石云：“词固言情之作，然但以情言，薄矣。必须融情入景，由景见情。”（《旧时月色斋词谭》）这里“融情入景”是逐步深入的，至“偏照”始喷涌而出。

　　“眉翠薄，鬓云残”，两句写人。以翠黛描眉，见其眉之美。鬓云，是形容美发如云，可知其人之美。但紧接着用了一个“薄”字，一个“残”字，景况便完全不同了。“薄”字形容眉黛褪色，“残”字描绘鬓发不整。这两个字反映出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情态，不仅写外貌，也同时写出了她内心难言的苦闷。“夜长衾枕寒”，继续写思妇独处无眠的感受，它不仅点明了时间：长夜漫漫；写出了人的感觉：衾枕生寒，如李清照怀念外出丈夫时的“半夜凉初透”。由此可知上面的一切景物，都是夜长不寐之人目之所见，身之所感。这些景物如粒粒珍珠，用“秋思”这条线把它们串了起来。

　　上阕写画堂中人所见，下阕从室内转到室外，写人的所闻。秋夜三更冷雨，点点滴滴在梧桐树上，这离情之苦没有人可以理解。它与“偏照画堂秋思”呼应，可见“秋思”即是离情。下面再作具体描述：“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潇潇秋雨不理会闺中少妇深夜怀人的苦情，只管让雨珠洒在一张张梧桐叶上，滴落在窗外的石阶上，一直滴到天明，还没有休止。秋雨连绵不停，正如她的离情连绵无尽。李清照《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由玉炉生香、红蜡滴泪的傍晚，到闻“三更雨”，再看“滴到明”，女主人公的彻夜不眠，当然更非“一个愁字了得”了。

　　这首词通首写画堂人的“秋思”“离情”，上阕的意境，在《花间集》中颇常见，下阕的写法则独辟蹊径。陈廷焯说“梧桐树”数语，用笔较快，而意味无上文章之厚。其实，“用笔快”如果一泻千里，言尽意止，固然不好；但这里并非如此。谭献说“梧桐树”以下似直下语，正从“夜长”逗出，亦书家“无垂不缩”之法。书法中的所谓“垂”，指竖笔；在作竖笔时，最后须往上逆缩一下，使字体不失其气势。比之于词，即是看似直率，纵笔而下，但须顿挫深厚，跌宕而有情致，似直而实纡也。《更漏子》下阕，写梧桐夜语，正有此特色。这里直接写雨声，间接写思妇，亦是“夜长衾枕寒”的进一步说明；但整夜不眠却仍用暗示，始终未曾点破，这就是直致中有含蓄之处。所以说此词深得书家 “无垂不缩”之法，即是指它“直说”中仍适当地配合以“含蓄”，否则便会使人有一览无余、索然寡味之感了。宋人聂胜琼《鹧鸪天·别情》词有句云：“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当是从此词脱胎而来，写得语浅情深；但全词并不像此词上下片浓淡相间，又缺乏转折变化，相较之下，韵味亦是略逊一筹。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吴兴府城”（今浙江吴兴）附近，这不足为信。因为诗中称“闽云连越边”，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古人称之为“吴地”，与诗的地望不符。按：《宋书·谢方明传》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中，从浙东取道“黄蘖峤”经今江西一带，逃到建康。可见“黄蘖峤”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不远。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此诗写作时间，当比《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迁阳亭》诸作稍晚。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

　　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和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似与谢灵运、鲍照等人相近。这首《游黄蘖山》亦属此类。诗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二句就很古奥费解。“残杌”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廧崒”据余冠英先生说：“疑‘廧’作‘崷’，‘崷崒’，高峻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从全诗看来，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在诗中，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这“金”、“铜”都是形容南方闽、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金峰亏日”、“铜石临天”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阳岫”、“阴溪”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残杌”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因此“禽鸣”、“猿啸”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二句。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鸡鸣清涧中”仍为人境，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因为这是庐山，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在当时，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猿啸，却适见其僻静。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险峻之处，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山泽间”的。因为想到神仙，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作者说这些人“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

　　当然，秦皇、汉武求仙，到头来仍不免一死。求仙的无成，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他所以要求仙，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无可否认的是，在江淹的诗文中，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如《丹砂可学赋》、《赠炼丹法和殷长史》和《与交友论隐书》等。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但又备受压抑，颇知官场的险恶。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他深知景素的密谋，屡谏不听，未免产生悲观，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这种情绪，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采石上菖蒲》等作，亦然如此。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并委以重任之后，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

　　江淹这首诗的风格，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极貌写物”的传统，而且在写景时，又并有鲍照那种“不避险仄”的作风。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到了齐代永明（483-493）年间，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诗风为之一变。于是就有了江淹“才尽”的故事。其实所谓“才尽”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当然，从江淹自身来说，入齐以后，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