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居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居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居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皎洁的月宫中,万年桂树芳香依旧,可爱的月光笼罩着壮丽的京城,京都各处缭绕着吉祥的云气。眼前皇家京城的辉煌富丽,国家气运的兴旺昌盛,远远胜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宫殿被笼罩在一片明丽的阳光下,富丽堂皇,飞檐拐角处的瓦棱洁净明亮,皇家的宫殿巍峨高大,更显皇家的威严与气派。太平盛世中人们的欢乐生活:眼下正值太平盛世,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歌舞升平。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面带笑容的游人。男子们衣着鲜丽,女子们浓妆艳抹,所经之处,香气浓郁。京城到处乐声悠扬,人们就像在阆苑之中的神仙一样,过着自由自在、快乐无比的日子。
昔日在京城观赏风光,恣意纵情,感觉春光无限。今日故地重游,景物更加艳丽多姿。我漫步于柳阴之下,在花丛中徘徊,但再也找不到昔日欢乐的踪迹,不禁黯然神伤,只是信马由缰,不再有昔日扬鞭跑马观花的意兴。想起自己曾经熟识的青楼歌女们应依然像过去那样尽情嬉戏,游玩逗乐,应该还是那样娇艳风流,妩媚可人。应该请何人代我向她们致以问候之意呢?仕宦身份所拘,不能再与她们相见。自己多年来的仕宦生涯漂泊无定,如萍浮沉,歌酒风流情怀,已经不似当年了。
注释
透碧宵:词牌名,以柳永词《透碧霄·月华边》为正体,双调,一百十二字,前段十二句,六平韵;后段十二句,五平韵。
祥烟:吉祥的云气。古人称天子所在之处,上有祥云瑞气相应,会观气者能识之。
宝运当千:朝廷的气数运势有千年之久。
端门:皇宫的正门。
觚棱:殿堂建筑上最高的转角处。
双阙中天:形容双阙高耸,冲天而起。曹植《铜雀台赋》:“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阙,门观。
钧天:即钩天广乐,传说中的天上音乐。
阆苑:传说中的西王母居处。
亸辔:放松马辔头,即停下马车的意思。軃,下垂。
乐游:即乐游原,在陕西长安东。汉宣帝立庙宇于曲江池之北,号乐游,后因称其地为乐游原。该原居京城最高处,四望宽敞,俯视则全城尽在指掌。本句的乐游原和下一句中的“平康”,都是借用唐代长安城冶游繁华处,代指北宋都城汴京的冶游场所。
平康:唐代平康坊,在长安,为妓女聚居之地。当时习俗,新进士常游其中。
柳永科考及第已是近五十岁的年纪了,此后他辗转于外地做小官,晚年才得以再回汴京。这首词是柳永后期重到汴京时所作的,京城盛世景象触动了词人的愁怀,对宦途与狎游不能相容的感叹。
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端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端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
张岱之笔,犹如摄影机镜头,把虎丘中秋的情景尽收眼底。
文章首写赴会。袁宏道当年已把游人写得纷错如织,曾谓“倾城阖户,连臂而至”,“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张岱则把倾城而出的各色人及千人石至山门的各个地点也一一点示出来。如果说袁文是散文式的铺叙,张文则是多种镜头的叠映,使簇拥纷错之状,更加立体地映现出来。
次写初更。初夜时,这里是一番热闹景象,四方游人初集,唯有锣鼓吹打,才足以表达兴奋之情,及至更定,开始演唱,但因人物错杂,雅俗不分,大家都只以自娱为乐,所以无论吹弹歌唱,总是选择“锦帆开”“澄湖万里”之类热闹的合唱曲。在行家张岱看来,真是“丝竹肉声,不辨拍煞”,这似乎是为那种天真可爱所逗乐,又像是因那种幼稚浅俗而微微摇头。更深时,凑热闹的游客渐次散离,留下的是真正的听众,都在耐心地品尝管弦伴奏中的南北曲的清唱。
继写二鼓。经过竞争汰选,只留下三四人,由一缕洞箫伴托着演唱。其特点是一片静穆,只有深于昆曲雅致的听众在等待最后的优胜者上台。
终写三鼓。被认为最有水平的演唱者当于此时登台献艺,故而特别引人注目。袁文与张文都以饱含深意的笔调写出一段极优美的文字。先看袁文:“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主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这是诗人的感知,引譬取喻,以文字的形象音韵感人。再看张文:“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这是行家的体悟,析微通幽,字字切中肯綮,将真确的理性分析如盐入水般地融进生动形象的表述之中。昆曲清唱到了明末,极其繁缛柔曼,一字三折,声多字少,一般人无法听懂唱词,而行家则乐此不疲,自得“曲高和寡”之趣。张岱以为,演艺到了令人“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的情境,是为极境矣。此时,表演者与观众的神情契合无间,却又不知其所以然,八个字传写出了那种不可言传的意境。至此,读者亦“不敢击节,惟有点头”了。
文章以戏曲行家的那种晰毛辨发功夫,在袁宏道的《虎丘》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至妙至绝。
文章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交际的需求和对艺术生活的热爱,也反映了民间演出水平的高妙和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的非凡能力。既写出少数“寻入针芥”的曲迷的品味,也写出“雷轰鼎沸”的群众大场面。既写出“演者”的踊跃献艺,也写出“听者”的心理活动。这里的“听者”首先就是老于此道的作者本人。正因为他作为“听者”始终活动在当时的情境中,而且又以一名行家里手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剖析、描述,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引入曲会的胜迹中去,又鬼使神差般地把读者引入当时那些曲迷的心理中去,与他们一起呼吸,一起观摩,一起凝神于微妙的艺术之中。
本文可分三段:第一段(屠夫遇狼)写两狼追赶屠户,屠户时而迁就退让,继而被迫抵抗自卫。
这一段又分为三层,从“一屠晚归”至“缀行甚远”,简洁地叙述了屠户遇狼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一个卖肉晚归的屠户,在“担中肉尽,止有剩骨”,却又行人断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让两只恶狼给盯住了。草草几笔,就勾画出危急的处境,紧张的气氛,实在扣人心弦,为后面描述屠户的斗争策略作了铺垫。
(屠夫惧狼)面对意想不到的恶狼,屠夫首先是“惧”。于是采取迁就的策略,“投以骨”。屠夫最初认为,只要满足狼的贪欲,就可脱险。至“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也似乎如他所料,使两狼“缀行甚远”的情况暂时有了改变,文笔十分曲折。可是照样投骨的结果,只不过让后狼暂时停脚,而“前狼又至”;直到骨头投尽了,也没有填饱饿狼的饥肠,而“并驱如故”,因此屠户处境更加危险。这就充分暴露了狼的贪婪本性,证明了屠户退让迁就策略的失败。这是第二层。
“屠大窘”,说明在危急的关头,他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明白自己已面临生死抉择,或者被狼吃掉,或者把狼杀死。怕死是不行的,退让是无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杀狼。屠户已在事实面前吸取了教训,开始考虑如何改变“前后受敌”的不利条件。他机敏地环顾麦场且速“奔倚”在积薪之下,放下担子,拿起刀,利用麦场的有利地形,改变了途中两狼并驱的局面,避免了前后受敌的处境。“狼不敢前”是屠户敢于斗争的初步效果,并非它们开始退让。“眈眈相向”,说明两狼既凶狠又狡诈,也准备变换策略,寻机残害屠户。这样,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这是第三层。
(屠夫御狼)第二段分两层:
第一层,从“少时”至“又数刀毙之”。作者在描写两狼对屠户“眈眈相向”之后,又变换笔法,写一只狼竟然自己走开,另一只狼装作驯良的家狗形态蹲着,然后闭着眼睛打盹,样子十分悠闲。这是狼在屠户持刀的情况下耍弄的新花招。文中故意不作说明,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狼的狡诈形象,让人们仔细品味,加深对狼的本性的认识。这时的屠户虽然不能猜透它们诱敌包抄然后夹击的花招,但对于狼的凶狠狡诈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不受这种假象欺骗,不是释刀自喜,而是趁机“暴起”,猝不及防地以刀劈狼首,结束了它的性命。文中狼的悠闲假象,屠户的暴起动作,相映成趣。
(屠夫杀狼)第二层,屠户杀了眼前的狼而准备赶路,又警惕地转视积薪后,发现了另一只正在钻洞的狼。作者借屠户的锐利的眼睛,点出狼“隧入以攻其后”的企图,揭露其“身已半入,止露尻尾”那种弄巧成拙的丑态,次“亦毙之”作了痛快的结束。行文至此,才以画龙点睛之笔点出屠户“乃悟前狼之假寐,盖以诱敌”的道理,与上层紧相呼应。这使屠户也使读者领悟到:只知狼凶狠的特性,不了解狼的欺诈一面,那就要受骗上当;只看到眼前的狼,却不注意暗藏的狼,满足于一时的胜利,到头来还会遭到失败。
第三段,是作者诙谐风趣的议论。作者指出狼的狡黠奸诈,而嘲笑其顷刻而毙的结局,也间接赞扬了屠户的勇敢机智,余味无穷。
《答客难》是东方朔晚年的作品。他从二十岁负才自荐 可以为天子大臣以来近四十年间,虽然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 ,而对他,却一直与对枚皋、郭舍人一样, 诙啁而已 , 终不见用.因此内心幽愤难以平衡,遂作此篇,发泄牢骚,自慰表志。
作品开始即虚构出一位 客 以不解之辞问难东方朔: 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愤懑不平之情已经沛然而出。继而再以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 辩答,引出一大篇 发愤以表志,……渊岳其心,麟凤其采 (《文心雕龙·杂文》)的妙文。在这部分中,作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首先以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的所谓 时异事异 ,表面上看似责怪 客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 ,颂扬当今之 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 实际上则是在机巧地反话正说,极辛辣地讽刺汉武帝刚愎昏暗、贤愚不分,甚至还不如战国诸侯明白 得士者强,失士者亡 的用人之道。尤其是当他嘲弄了 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 的所谓盛世之后,顺势揭露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凭个人好恶,对人才 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致使才士 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其感情的激越、笔锋的犀利、针砭的深刻,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于后面对自己的困境,表示要以 务修身 ,完善道德来求得解脱,自慰之中,又流溢出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答客难》在艺术上成就也是很突出的。它承继被称为宋玉的《对楚王问》,又有重要发展创新。就汉代赋体文学而言,它既不同于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对统治者表示规谏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与嘲讽,名为 客难 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 难 皇帝。和贾谊《吊屈原赋》以来的骚体士不遇赋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后者则辛辣尖刻,从而更加丰富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扬雄、班固、张衡、蔡邕, 迭相祖述 ;《解嘲》、《答宾戏》、《应间》、《释诲》,应运而出,蔚为大观。
《答客难》以主客问答形式,说生在汉武帝大一统时代,“贤不肖”没有什么区别,虽有才能也无从施展,“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随意抑扬,并为自己鸣不平。此文语言疏朗,议论酣畅,刘勰称其“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等,都是模仿它的作品。
这是一首十分明显的感怀秋日的词。
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统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远大抱负无从施展。这首词通过对自家身世的倾诉,来表达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真实地表现了他那种感时抚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动。虽然这首词哀怨伤感是主要氛围,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词立意炼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风姿卓约,艺术上有其特殊之处。
词的上片,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愁思,悲壮而沉郁。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无语问西风”,谓所问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问者西风,除了点明秋令外,也有与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这两句是对仗,使人不觉。接下来“胭脂”两句,自然是发问的内容。
“芙蓉”是荷花,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赋》说它“初荣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红艳,所以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正如东风是春花的主宰一样,西风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词人在这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问自然是怪诞而无理。又何以有此一问?
词人来到江边,见秋江上满眼芙蓉,红艳夺目,与其时自家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心里嘀咕,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想头,正如伤春的人,责怪花开鸟鸣,可谓推陈出新之笔,以此暗写愁怀,颇为沉郁。“放眼暮江千顷”句,补出上文见芙蓉时己在江边,不疏不漏,“暮”字又回应“斜日”。这千顷大江,“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转出写愁正题。以往文人写愁,方式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喻之;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双溪舴艋舟,载不动”(《武陵春》)喻之;皆构思新颖,设想奇特。这里,词人化用庾信“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句,以“万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尽,使抽象无形之愁,化为形象具体之物,比喻妥贴、生动。紧接着“无处”一句,再次极言愁之多,强化愁情:离愁满江,竟连飞鸟立足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何况人呢?愁之无边无际,由此可以想见,真是凄恻悲凉至极。这一句在上面两句的形象比拟基础上对愁情加以浓笔重抹,直至写足写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层写壮志未酬之愁情。
从淡笔轻写到暗笔意写,再转为明笔直写,最后又加以浓笔重写,层层递进,层层渲染。在这淡浓、明暗的映衬中,愁情愈发显得强烈、鲜明。当时,词人已三十四岁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满腹经世之才,无处施展,的确使人愁肠寸断。这种“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沉郁之情,至此淋漓尽致,达到高潮。于是在笔墨酣畅之后,词人又出以淡笔,使语气变得平缓。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苍茫,唯有阑干的一角还可见一线天光;倚着阑干,愁怀难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是把酒浇愁(醉)而后放眼观物(醒)情貌的捏合,与东坡《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说的相近。词人饮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内心积郁,愁肠百结;而仍醒,是因为胸中块垒难平,壮志未酬。两句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一边又启下片的心理矛盾。结构上显得变化多端,感情上也顿挫有致,视象上又现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绝妙画图。
下片,词人即调转笔锋,着重刻画报国与归田的心理矛盾。开合张弛,忽纵忽擒。首先是过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脉,由词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接着,由此发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寓田园之思。并且紧跟问句,愤然发问:谁是国中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我其谁!而英雄又何处可用武?词人无奈地说:“请借我浪迹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隐士。把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渲染得十分饱满。
这几句真实反映了词人遭受了人生的种种挫折,抱负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从而憔悴失意,无可奈何的苦衷。《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一词有“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此意仗江月,分付与沙鸥”,坦露的也正是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爱国志士中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辛弃疾与之唱和的词中就有“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桔千头。”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和悲愤,饱含着多少辛酸苦辣。最后两句,笔调顿挫。在那股去国离家,退隐田园的感情洪流奔腾汹涌之时,骤然放下闸门。从而强烈表现了词人立志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倾吐了对故国山河的无限眷恋;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词人既欲摆脱一切,又彷徨无地的心态,以及憨厚、忠悃的性情。它与屈原“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的爱国精神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