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乐府诗先写游仙的路程,再写谒见、交游神仙,三写学习和修养成仙之道,四写得道后的遨游,篇末点明虽寿比南山但不忘自己的过失。全诗句式长短错落,语气则急缓相间,造成飘忽荡逸的气势,极恰切地表现了游仙的内容。
诗开始就紧扣游仙的主旨,直叙诗人驾彩虹、乘赤云升天。接着写他升天的经历、与众多仙人相见的情景以及在仙境的神仙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写与众多仙人相见以及神仙生活时,特别写了要断绝人事和长寿,但又不忘自己的过失。既流露了对神仙生活的向往,也没有完全割舍掉对社会、对人生的牵挂。
诗以“驾虹霓”领起,通过层层渲染表达了诗人向往仙界、与神仙交往以求长生不老的心愿。然而,往事历历在目,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末句“寿如南山不忘愆”,富有张力。当一个人希望寻求解脱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时,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塑造的理想国是虚无飘渺的。为此,当诗人以浪漫的笔调写飘飘欲仙的感觉时,就不得不反省过去,为曾经有过的错误提出自责。
全诗虽尽说仙人之事,其本意却与仙人之事无涉。因作者“老骥伏木厉,志在千里。”实不可以消极看。主要实质意图在于运用韬晦谋略而瞒天过海,消减社会舆论误解压力,使政敌不战而屈。同时也要做出功成身退的示范。然而“寿比南山不忘愆”,只要他活着他就要完成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总御皇机,克成洪业的大誓愿。这就是他不忘愆的意思。既然“不忘愆”,又岂能“绝人事,游浑元”!故曹操在《述志令》中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竟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就流露出了他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情。“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之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略提其述志之言以示其此诗“不忘愆”之真谛。
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这首诗的前两句诗概括了作者的处境,由此引出了后两句被迫出走他国的原因。这是一首十分巧妙的隐喻诗,全诗意象鲜明,隐喻深微。
《立木海上刻诗》是今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也是今存最早的辽代五言古绝。这一首诗的意思是,既然自己无力抵住他人的压迫,只好躲避。耶律倍本为皇太子,按说继皇帝位者应是自己,可帝位却偏偏落在自己的弟弟德光身上,德光不仅没有因哥哥之让位而厚待兄长,反而见疑兄长欲加害之,这就是“小山压大山”;而自己虽为兄长,但却无力对抗作为皇帝的弟弟,所以说“大山全无力”。两句诗概括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说明了自己走适他国的原因。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辽代诗歌》中指出:“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把契丹文与汉文融合在同一个比喻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比兴手法,也是一首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融合的诗作。
此诗写自己在弟弟的猜忌、倾轧下走投无路的遭际,以及逃奔异国、亡命海外之时的悲凉凄楚的情怀,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现实。虽然它在艺术技法上尚欠火候,有些生硬、粗糙和平直,带有契丹人开始学习作汉语诗时尚欠成熟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首能体现契丹、汉文化碰撞交融、优势互补的佳作,有着独特的审美功能和当时其他汉语诗无法替代的意义。
此词写闺中相思之情。词上片开首即用“百花桥”典,以元彻、柳实离开后,“便独处清宵”为喻,别开生面。女主人公因为与情郎分别,在寂寞无奈中日日夜夜思念情郎、消磨时光。“凤衾鸳枕”二句写女主人公独守空闺,又加以反问语,其情之切由此可见一斑。“纵有”三句作先退一步想而后又进一层,写女主人公与情郎纵然“恩爱”,但就像“馀香”一般,开始能够留于衣物之上,时间一久,也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了。虽抒相思,而相思之中又含声声哀怨,尽被词人以活脱脱的女子之口写出,逼真生动。
下片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恐伊”二句为执着语,也是痴情语,与武则天《如意娘》一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主人公因为思念而日渐憔悴,却又害怕情郎“不信芳容改”,于是决定“将憔悴、写霜绡”。可是如果细细品来,这“不信”又似女主人公谴责情郎的薄情寡信之语。“更凭锦字”二句呼应下片开头一句,写女主人公寄书信于情郎,希望能够凭借书信,述说自己的“情憀”。最后三句:“要识愁肠,但看丁香树,渐结尽春梢。”化用李商隐《代赠二首》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之句,以喻结情,形象生动,极有韵味。
这是一首描写一位佳丽与情郎在百花桥离别后,便日夜独守空房思念郎君的无尽愁绪的词。这不是一般的“怨妇”词,它有很明显的象征意义,折射了柳永的爱情世界。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