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题为《伤温德彝》,中心在一个“伤”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将官温德彝有功而未得封侯一事,借汉代大将军李广的命运作比,对唐代统治阶级的赏罚不明,埋没有人才,进行了大胆的讽刺。
诗人先濡毫大书边将温德彝的卓著功勋:“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古代泛称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为戎,戎虏乃对其蔑称。史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青麾军直驱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多用典故,借古讽今是此诗的特色,诗中名物事迹皆不可拘泥字面,“一败龙城”喻称边将大获全胜。此两句从“戎虏”的“犯”,写到“戎虏”的“还”,虽然将军的战绩只字未提,但将军的卓著战功已经写出。两句以夸张的笔墨、雄豪的气势,赞颂边将温德彝面对戎虏的进犯,奋起反击,斩获至多,敌军只落个匹马逃归的惨败。昔年建功如此,昂首青云,扬眉吐气。
接着褒扬之笔一顿,厉扬奋发之气全敛,出之以沉痛不平之语:“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垄似天山。”李广功劳很大,但不得封侯。他曾反思平生、扼腕怅叹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建者,何也?”丘垄似天山,谓建功天山,死后建冢亦似天山,系化自霍去病祁连山冢典故。霍去病乃汉武帝后族,夤缘少年得志,十八岁即领兵作战,六次征讨匈奴,将西匈奴驱至祁连山以西,二十四岁病逝,汉武帝特许建冢像祁连山,以示殊恩,世以为荣。其墓在今陕西兴平县茂陵(汉武帝陵)东五百米处,土冢犹存。第三句写李广有功“不闻封”,第四句用一“似”字作了入骨的讥讽。题中之“伤”字,其意也就自在其中了。诗人借汉庭暗指唐朝,以李广喻比温德彝,醒警而形象地指责李唐王朝厚此薄彼,对一些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将领刻薄寡恩,激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发人深省,令人愤恨。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者岂止边将,诗人亦属其列,故有此同情。纵览《温庭筠诗集》,与此诗旨意相仿者时有可见,《赠蜀府将》云:“志气已曾明汉节,功名犹自滞吴钩。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苏武庙》云:“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联类并读,当有助于理解此诗中的悲情恨意。
辛弃疾的词,素以风格多样而著称。他的这首《沁园春》,以戒酒为题,便是一首令人解颐的新奇滑稽之作。题目“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就颇新颖,似乎病酒不怪自己贪杯,倒怪酒杯紧跟自己,从而将酒杯人格化,为词安排了一主(即词中的“我”)一仆(杯)两个角色。全词通过“我”与杯的问答,风趣而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政权的失望与自己心中的苦闷。
此词首句“杯汝来前!”从主人怒气冲冲的吆喝开始,以“汝”呼杯,而自称“老子”(犹“老夫”),接着就郑重告知:今朝检查身体,发觉长年口渴,喉咙口干得似焦炙的铁釜;近来又嗜睡,睡中鼻息似雷鸣。要追问其中缘由。言外之意,即是因酒致病,故酒杯之罪责难逃。“咽如焦釜”“气似奔雷”,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病酒反应的严重,同时也说明主人一向酗酒,接着“汝说”三句,是酒杯对主人责问的答辩。它说:酒徒就该像刘伶那样只管有酒即醉,死后不妨埋掉了事,才算是古今达者。这是不称“杯说”而称“汝说”,是主人复述杯的答话,其语气中,既惊讶于杯的冷酷无情,又似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几分道理。故又叹息:“汝于知己,真少恩哉!”口气不但软了许多,反而承认了酒杯曾是自己的“知己”。
词的下片语气又转,似表明主人戒酒的决心。下片以一“更”字领起,使已软的语气又强硬起来,给人以一弛一张之感。古人设宴饮酒大多以歌舞助兴,而这种场合也最易过量伤身。古人又认为鸩鸟的羽毛置酒中可成毒酒。酒杯凭歌舞等媒介使人沉醉,正该以人间鸩毒视之。这等于说酒杯惯于媚附取容,软刀子杀人。如此罪名,死有余辜。然而这里只说“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倒底并未确认。接着又说:何况怨意不论大小,常由爱极而生;事物不论何等好,过了头就会成为灾害。实些话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等于承认自己于酒是爱极生怨,酒于自己是美过成灾。这就为酒杯开脱不少罪责,故而从轻发落,只是遣之“使勿近”。“吾力犹能肆汝杯”,话很吓人,然而“勿留亟退”的处分并不重,主人戒酒的决心可知矣!杯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亦不再辩解,只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麾之即去”没什么,“招则须来”则大可玩味,说得俏皮。
总之,这首词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杯”这样一个喜剧形象。它善于揣摸主人心理,能应对,知进退。在主人盛怒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辞令,化严重为轻松。当其被斥退时,还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等于说主人还是离不开自己,自己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作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委婉地述说了自己长期壮志不展,积愤难平,故常借酒发泄,以至于拖垮了身体,而自己戒酒,实出于不得已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另外,词中大量采取散文句法以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此即以文为词。与原有调式不同,又大量熔铸经史子集的用语,从而丰富了词意的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南湖早春》,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明媚动人的景物,最后两句显示出作者遭到贬谪后消沉郁闷的心情。
作品抓住春雨初晴,阳光返照,山杏吐艳,水苹争绿,白雁低飞,黄鹂语涩几个最富早春特征的意象进行了突出的描绘。大雨刚过,地面和湖上经过雨水的冲洗,妩媚之中更添清新之感。早春时节,尚有冷气袭人,而阳光返照,不仅景色秀丽,复有温暖明快之感;山杏发,水苹生,欣欣向荣,红绿相映,色彩对比鲜明,是早春时节最富特征的景色,也是这幅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毫无秩序可言,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之态,故用“乱”字点出;而湖面之水苹,一望无际,犹如整齐地铺在水面上的绿色草坪,故说“平铺”。“平”字作用有二:一是描述水苹的整齐,其次它与“铺”字合用,有平展、阔大无边的意思,令人想见湖面的阔远与水苹的茂盛。四句之中,云、雨、阳光、山杏、水苹几个意象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早春征候。然而若尽乎此,又似乎有些美中不足,原来还缺少最具生命活力的动物。五、六句“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因为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的白雁不得不低空飞行;同样由于雨水的淋浇,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之感。然而,它们一个不顾身上雨水未干,仍然翩翩起舞,一个虽然舌涩但也禁不住歌唱呜叫,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刚刚到来的春天太美妙,太富有魅力了。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人之态。
前人云“刻画早春,有色泽,腹联尤警”(《唐宋诗醇》卷二十三)正是指出第三联的关键作用。有了这一联,一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诗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消沉的心情。面对如此美妙的春天,诗人尚且缺乏兴致,无心情可言,则其内心必有巨大的隐痛。此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而诗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对于一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小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无用。忧国忧民、衰病不堪的诗人,怎么会有兴致欣赏美妙的春色呢?同时,春色愈美,国家河山愈可爱,就愈让人担心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可怕后果。所以“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在爽心悦目的早春景色面前,思前瞻后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时值初春,景象不同于其它季节,也有别于仲春、暮春。诗人选取了傍晚时分雨住天晴、返照映湖这一特定角度,着重描绘了山杏、水苹、白雁、黄鹂这些颇具江南风情的景物,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南湖早春的神韵。时令尚早,大地刚刚苏醒,山杏初发,花开得不多,点缀在湖光山色中,故谓“碎红”,“乱点”则一下将杏花随意开放、随处点染的神态活画出来。“乱”并非杂乱、零乱,而是自然、随意,诗人写西湖春景时亦说“乱花渐欲迷人眼”(《钱塘湖春行》)、“乱峰围绕水平铺”(《春题湖上》),都从“乱”中见出天然情趣,毫无人工的矫揉。水苹新生,叶子平铺水面,“平”与“乱”相互映照,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惟在水乡;才见此景致,也让人觉得随着季节的推移,春色转浓,它们也会在湖面上不断伸展、扩大。写了看似静止的景物,诗人又转而接笔描绘了湖上的雁影莺声,静与动、景与声相映成趣。严冬刚过,大雁尚未从冬天的慵懒状态中恢复过来,还不善高飞,在湖上飞得低而缓慢,诗人以一“重”字活现出了它此时慵懒、笨拙的神态。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禁锢,黄鹂在初展歌喉时也难免舌涩口拙,不能婉转高歌。白雁翅低、黄鹂舌涩,莫不带有早春时节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别具情趣。它们不惟使诗人所描绘的画面有了动感,且有了声音,也让人感到它们不久即会振翅高飞,舒喉长鸣。一幅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早春画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诗文的艰深晦涩,他的诗家弦户诵,流传中外,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与他诗歌的通俗易懂分不开。若以此以为白居易不注重诗歌的推敲锻炼,则与他的创作实际大相径庭,有时他的作品太自然了,反让人不易觉察他创作的苦心。这首《南湖早春》,适可见出他诗歌创作的功力与匠心。
诗人切人诗题选取了雨后初晴这一独特角度,简洁明快,起笔便向人描绘了一幅清新明澈的画卷:暖风吹回,云彩散开,雨止天晴,尤可喜的是太阳的返光回射湖边,一切显得温暖而又明亮,诗人的心情也隐含其中。首联两句十四字,包含了多少事物,刻画它们的特征可谓一语传神。轻捷地将诗境展开之后,诗人便妙笔点染湖上景物。山杏初发,诗人以“乱点”见其自然情致,苹叶新生,诗人用“平铺”示其生长情景,各极其趣,“乱点”、“平铺”亦都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有了动感,让人仿佛看到春天不断生长的力量。说黄鹂“语未成”尚属常见,谓白雁“飞仍重”则是诗人的创造,一“重”字活画出了早春白雁难以奋翅高飞的情态,不知诗人斟酌了多少次,才最终选定了这足以让人折服,让白雁俯首的“重”字。白雁“飞仍重”尚可意会,黄鹂“语未成”则简直无法在画中表现,惟可于诗中传出。春光明媚,诗人绘影图形,也不忘着色。山杏与水苹的“碎红”、“新绿”交相辉映,白雁、黄鹂为春光增了色彩,亦使得画面添了动感,传出声音。诗人所描绘的鄱阳早春,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视觉、有听觉,还有触觉,给人以全方位的整体感受,让人看到多姿多彩、生趣盎然的春天画卷,这实也离不开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锻炼,对谋篇布局的推敲。
景致的选择,语言的运用,毕竟属于外在、表面的东西,深入品味不难发现,这首《南湖早春》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的精神、情感实灌注在笔下的景物中。风回云断,雨住天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合人心意,那风似也可吹去人心头的阴翳,让人心境亦如夕照下的湖面,立时明朗起来。湖上安详的色彩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山杏、水苹也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值此早春时节,诗人当也感受到春天的希望与温馨。此诗作于诗人谪居江州时,在此之前不久,诗人刚经历过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痛苦与挫折。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谋杀,忠直的白居易愤而上疏,请求朝廷缉捕凶手,洗血国耻,反被政敌诬为越职言事,于是年秋被远贬江州,现在冬去春回,创伤渐复,江南春色让他感到惊喜、欣慰。可心头的阴云毕竟还未散尽,不能奋飞的白雁,学语未成的黄鹂,莫不带有他自身的影子,他在它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在远离京城的谪居之地见到春归,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欣喜有所憧憬,又难以将原先心头积存的愁苦完全摆脱。总观全诗,诗人对江南春色是由衷喜爱,掩饰不住的,他虽自叹“年年衰病减心情”,可随着春光转浓加深,心情想也会日益开朗起来。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是一首作于史致道宴席、并表示歌颂史致道之意的赠人词,但却不与一股的应酬赞美、缺乏主旨的词相同。词人以饱酣的笔墨,充沛的热情,向当时驻守建康的军事行政氏官史正志表达词人的赞颂之情,并通过这一情感的表达,展露词人力主抗金复土的政治怀抱。词写得豪迈而深沉,在主旨广、基调上、笔法亡和结构上,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涯洼种》相近似,但又能显示独特的神采,体现出”复”中的“不复”。
此词采用神奇的神话传说和众多的典故,赋予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和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
词的上阕,词人以奇情异想的笔调,歌颂史氏的高才独出、志向奇壮。词一上来,就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就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词人对史氏的推重。接下去,顺承上文,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仁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作的延伸,不仅显不出词人的非凡想像力,也表明词人这一时期对于“天宫”实即朝廷的深加留意。而且,因为这里的大鹏和“九重”、“五阶”之类都是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若从大鹏所造这一形象的内涵上来看,大鹏更是点明了被任命为行宫留守和江防前线的军事长官的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大鹏的形象作比拟之后,词人再次运用女蜗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持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蜗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趋近词人的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可以收复中原故土,“补”好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这是词人此时心恒系之的热血之念,所有的飞腾幻想。奇情壮采,都因为这样的怀抱而变得沉甸甸地,富有很深的思想意义。上阁最后一大句,在语气上还承接着上文,“且归来”是对“又还向九重”、志在补天的鹏鸟的转写,但是在境界上,却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的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着其才能,比维护长江安宁所需要的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才始着墨于题中的宴席描写,但并不渲染其热闹与豪华,这在结构和用墨卜,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补天”才能,还是个文采风流的“文章伯”。“合缕”一词,是为词人对史氏文才的推许作映证。当然,这样的推许,实际上是受到天子手谕史正志表示嘉许的信息激发出的。接韵一个“看”字,就写出了孝宗手谕即“日边消息”给史正志带来的人阁希望,和词人对于这一消息的同样重视。词人在《千秋岁》一词中,曾说过史正志“从今尽是中书考”这样的话,与这里意思相同,而此处表达得则更委婉。“料想”一韵,不写其今日欣喜之情,反而写史致道日后入朝为相、主持政事以后,还会对今日秦淮河上的游赏恋恋于怀,写其于位高校重之时的平常心和风流态,这就深得措意深隐之妙,写出了大人物的情怀儒雅而风流。结韵更是曲笔传倩,既然史氏入朝主政后依然怀念秦淮河上的清游雅集。词人对钟山山水的感情是如此亲厚,自然今日就要与钟山相约,相约成为老朋友了。那么在钟山秦淮边结识的同僚,也是词人的老朋友。词人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词人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而且有“我”;而又以既豪迈且深隐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苫峭奇拔,此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值得指出的是,史正志的政治态度比较依违,并不与坚决主战的词人完全一致,史正志不仅早年想投靠炙手可热的秦桧集团,甚至还为排挤主战派领袖张浚而奔忙,但是,这样的隐情,词人是无法深察的。词人把史正志当成一个主张抗金的同志来歌颂,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