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首联先写草堂的环境：草堂离城郭很远，庭园开阔宽敞，旁无村落，因而诗人能够极目远眺。中间四句紧接着写眺望到的景色。“澄江平少岸”，诗人凭槛远望，碧澄清澈的江水，浩浩荡荡，似乎和江岸齐平了，这是写远景；“幽树晚多花”则写近景，草堂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木，在春日的黄昏里，盛开着姹紫嫣红的花朵，散发出迷人的清香。五、六两句刻画细腻，描写极为生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鱼儿在毛毛细雨中摇曳着身躯，喷吐着水泡儿，欢欣地游到水面来了。燕子轻柔的躯体，在微风的吹拂下，倾斜着掠过水蒙蒙的天空……这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诗人遣词用意精微细致，描写十分生动。“出”写出了鱼的欢欣，极其自然；“斜”写出了燕子的轻盈，逼肖生动。诗人细致地描绘了微风细雨中鱼和燕子的动态，其意在托物寄兴。这二句诗流露出作者热爱春天的喜悦心情，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诗语忌过巧。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之妙，如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着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胜 ，惟微风乃受以为势 ，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句。”尾联呼应起首两句。以“城中十万户”与“此地两三家”对比，更显得草堂的闲适幽静。这首诗写傍晚时分所见到的微风细雨中的景象，表现了环境的清幽美好和诗人闲适宁静的心情及其对大自然的热爱。全诗八句都是对仗，而且描写中远近交错，精细自然，“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见其刻划之痕。”它句句写景，句句有“遣心”之意。诗中描绘的是草堂环境，然而字里行间含蕴的，却是诗人悠游闲适的心情和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
第二首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言志。开篇描绘的是四川一带夜里常常多雨的天气：晚上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夜的雨，等第二天出门以后，靠在水边的栏杆上远望，才看到天色已经开始放晴。夜里的降雨和天明后的放晴构成了对比，烘托出晴朗天气的可贵，由此也引出下文。由于雨水的淋洗，四周的花叶变得很湿润，树林里也布满了水洼；淋湿的衣服已经干了，枕席也变得干净。“叶润林塘密”，表现出诗人生活环境的清幽和静谧；“衣干枕席清”，显示出夜雨的绵长细密，也显示出诗人住所的简陋。紧接着，诗人描写了自己年老多病的现状，表达了他厌倦浮名的心情。“不堪”说明诗人老迈之甚，“何得”说明他对浮名厌倦之深，语气强烈，感情激荡。最后两句写他慢慢倒酒而饮，借此来消遣余生，表达了诗人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慨和无奈之情。这首诗与前诗相比基调就沉重了些，描绘了一番蜀地的景象。在咏物的同时抒发了诗人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和郁郁不得志，而又感慨自己老迈无力去改变现世，无奈饮酒来得以消遣。
此词上片以三个四字句领起，利用时地景物的有机统一，简洁地点出庭院深深、春意盎然，为寻访恋人作了铺垫，以无声出意境。而重在写景叙事，可以分为前三句、后二句两个层次。“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三句交待自己重访旧地的时间、地点及道路情况。时间是在暮春时分，其时春风吹拂，柳絮飞舞。词人走过一条两旁种有垂柳的小路，来到了心上人居住过的庭院。后两句“重帘尚如昔，但窥帘人远”为另一层次。词人站在庭院里，只见一层层窗帘还像过去那样悬垂着，可是再也见不到那窥帘的女子了。上句用一“尚”字，笔意由轻快而凝滞；下句着一“但”字，作大幅度转折，加强了渴望与无望的反衬效果，浓化了词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不着“情”字，而哀怨之意毕出。
下片紧承“窥帘人远”的事实及由此引发的感慨着笔，进一步抒写自己失落的情怀，以有声见心绪。也分前后两个层次，先是借景抒情，然后是直接抒情。“叶底歌莺梁上燕，一声声、伴人幽怨”，以欢乐的莺声、燕语反衬自己的“幽怨”之情。正当词人站在庭院中，因“窥帘人远”而惘然若失时，忽然听到了林间传来的黄莺鸣叫声，见到了正在粱间呢喃的燕子。莺声燕语本是美好春色的组成部分，足可供人赏心悦目，但在感伤的词人听来，莺燕的啼鸣愈欢快，自己感受到的“幽怨”也就更为强烈、明显。“伴”字是句中之眼，是由景及情的一个关键字。说莺燕与人为伴，说莺燕的鸣叫似在宣告人的欢快，都可以领会，但若要说莺燕声“伴人幽怨”，就会感到难以索解了。这里的“伴”字是一种“陌生化”的用法，如果对“幽怨”之情没有特别强烈的切身体验，是不可能体会到此“伴”字的应用之妙的。下片的另一层次是作为结拍的最后两旬——“相思了无益，悔当初相见”，直接抒情，收结全篇。与此前寓情于景的写法不同，这两句采用明白的语言，直接吐露自己的心声，与“当初不合种相思”不谋而合。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情，虽历千百年而不易。一结虽作后悔语，却非浅薄语。词人之所以言“悔”，根本原因在于其爱之过深、思之太苦。“悔”是在其受尽感情煎熬之后的一种自我解脱的方法，骨子里正反映了他的沉痛。
全词感情诚挚，从景物的描绘到出自肺腑的呼唤，情感渐渐升华，至最终达到高潮，细味可以看到其中发展的脉络。
一位体态轻盈、艳丽多情的少女，眉目含情，风彩动人。
诗人通过这首小词，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全词描写细腻，抒情委婉。自是《香奁集》中之佳作。表现了和凝词的特色。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