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
诗人见到檀道济故垒,回想檀道济被枉杀一事,顿生感慨,故首两句即以“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伤之,对檀道济的无罪被杀这一深悲极痛之事一掬同情之泪。然虽伤之,亦含赞颂景仰檀道济之意,此从将檀道济比喻为巍巍万里长城可见。这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抒发其沉痛情感。次句“荒营野草秋”,以眼前荒凉萧条之景寄托其悲凉沉痛之思。由于诗人心头别有一层现实的凄楚哀感在,因此一登旧垒,便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数百年前遭冤被害者的愤怒的抗议声立即在耳际回响。这种历史与现实在心头的交感共鸣,不是说明诗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烈,而是说明诗人需要借助历史来抨击现实,抒发积愤,悼念友人。诗人的友人王叔文是中唐的政治家。在唐顺宗支持下,他主持永贞革新,兴利除弊,曾使“人情大悦”。后来不幸被宪宗“赐死”。诗人认为这也是自坏长城。三,四两句化用民谣入诗。据作者自注: “史云:当时人歌曰‘可怜《白符鸠》,枉杀檀江州。‘”檀道济的被杀,尽管宋文帝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罪状,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的同情在遭冤者一边。这首民谣就是最好的证明。
全诗的言外之意是说,对于王叔文的无罪被“枉杀”,历史也会作出公正的判别,人民的同情也在王叔文一边。借古人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而又妙在不肯说破,遂使全诗意蕴深厚,寄慨无穷。
内容结构
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文学价值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
此词咏七夕。上片遥念仙侣欢会。先写新秋夜色。凉月横舟,银河浸练,碧空如洗。次写双星相会。桥倚高寒,鹊飞碧空,绵绵离恨,欢情几许;千秋今夕。下片抒发感怀。夜色沉沉,独感岑寂,回忆昔日,亭榭穿针,金鸭香袅。而今玉徽尘积,新凉半枕。窗外泪雨,檐前犹滴。不禁感慨万千。
全词构思精巧,抒情细腻,情景交融,真挚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