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刘熙载论李白的诗说：“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艺概》卷二）所谓“不离本位”，就是指有一定的法度可寻，而不是任其横流，漫无边际。《玉壶吟》就是这样一首既有奔放的气势，又讲究法度的好诗。全诗充满着郁勃不平之气。按气韵脉络而论，诗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共四句，主要写愤激的外在表现。开头两句居高临下，入手擒题，刻画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他壮怀激烈，孤愤难平，像东晋王敦那样，敲击玉壶，诵吟曹操的名篇《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壮心”、“暮年”三个词都从曹诗中来，说明李白渴望建功立业，这一点正与曹操相同。但他想到，曹操一生毕竟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自己却至今未展素志，不觉悲从中来，愤气郁结。三杯浊酒，已压不住心中的悲慨，于是拔剑而起，先是对着秋月，挥剑而舞，忽又高声吟咏，最后眼泪夺眶而出，涕泗涟涟。“忽然”两字把诗人心头不可自已的愤激之情写得十分传神。四句一气倾泻，至此已是盛极难继。兵家有所谓“以正合，以奇胜”的说法。这四句正面书愤，可说是“以正合”，下面别开一途，以流转之势写往事回忆，可说是“以奇胜”。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两句，如异峰突起，境界顿变。诗人一扫悲愤抑郁之气，而极写当初奉诏进京、皇帝赐宴的隆遇。李白应诏入京，原以为可施展抱负，因此他倾心酬主，急于披肝沥胆，输写忠才。“揄扬”两句具体描写了他在朝廷上的作为。前一句说的是“尊主”，是赞颂皇帝，后一句说的是“卑臣”，是嘲弄权贵。“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形象地写出了他受皇帝宠信的不同寻常。“飞龙马”是皇宫内六厩之一飞龙厩中的宝马。唐制：学士初入，例借飞龙马。但“数换飞龙马”，又赐珊瑚“白玉鞭”，则是超出常例的。以上六句字字从得意处着笔。“凤凰”两句写平步青云，“揄扬”两句写宏图初展，“朝天”两句写备受宠渥。得意之态，渲染得淋漓尽致。诗人骋足笔力，极写昔日的腾踔飞扬，正是为了衬托时下的冷落可悲，故以下便作跌势。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东方朔被汉武帝视作滑稽弄臣，内心很苦闷，曾作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后人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之语。李白引东方朔以自喻，又以谪仙自命，实是出于无奈。从无限得意，到大隐金门，这骤然突变，可以看出诗人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世人不识”两句，郁郁之气，寄于言外，与开头四句的悲愤情状遥相接应。以上八句为第二段，通过正反相照，诗人暗示了在京横遭毁诬、备受打击的不幸。忠愤节气，负而未伸，这也许就是诗人所以要击壶舞剑、高咏涕涟的原因。
第三段四句写诗人自己坚贞傲岸的品格。“西施”两句是说自己执道若一，进退裕如，或笑或颦而处之皆宜，这种态度别人效之不得。辞气之间，隐隐流露出傲岸自信的个性特征。当然，诗人也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能施展宏图，因而对朝廷中那些妒贤害能之辈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这两句话用《离骚》旨趣，托言美人见妒，暗寓士有怀瑾握瑜而不见容于朝的意思，蕴藉含蓄，寄慨遥深。
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说：“气本尚壮，亦忌锐逸。”（《谈艺录》）书愤之作如果一味逞雄使气，像灌夫骂座一般，便会流于粗野褊急一路。李白这首诗豪气纵横而不失之粗野，悲愤难平而不流于褊急。开头四句入手紧，起势高，抒写胸中愤激之状而不作悲酸语，故壮浪恣纵，如高山瀑流，奔泻而出，至第四句顿笔收住，如截奔马，文气陡然腾跃而起。第五句以“初”字回旋兜转，笔饱墨酣，以昂扬的格调极写得意，方以为有风云际会、鱼水顾合之美，笔势又急转直下，用“大隐金门”等语暗写遭谗之意。最后以蛾眉见妒作结，点明进谗之人，方恃宠贵盛，自己虽拂剑击壶，慷慨悲歌，终莫奈之何。诗笔擒纵结合，亦放亦收，波澜起伏，变化入神，文气浑灏流转，首尾呼应。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认为，一首好诗应该做到“气如良驷，驰而不轶”（《谈艺灵》）。李白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