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隐逸的田园生活入题，以“闲望”的姿态、心境，描绘“水村”的秀美景色。但题旨不在表现闲适情致。尾联二句，表现了诗人厌恶繁华尘俗、仕途名利的高洁情操，含而不露，韵味醇厚。
首联抓住水村的特点，先写停泊在沙洲上的船，用“枕”字以写“闲”，以“两两”写“闲”中不乏和谐美好；再写隔岸烟雾迷朦中的野草，远景和近景明暗配搭和谐，颇有朦胧感，也能紧扣题意，破题功夫相当老到。其实这一联写的还是孟浩然“移舟泊烟渚”那种意境，只是添上“画”，使色彩浓丽得多。
颔联以翡翠鸟和鹭鸶的“闲”居来衬托自己的“闲”望，写的是静景。这一联很注意炼句，对仗工整，平淡质朴中含有工丽，因而显得自然生动。更重要的是，诗人描绘出一幅幽静的境界，以传达出悠闲的心情。所用的手法和“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相近，但王维用的是反衬，俞紫芝用的是正衬，自然是俞不及王。
颈联又由近及远，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来写景，出句和第二句一样，富有朦胧感；对句则有杜牧“水村山郭叶旗风”的意境。
尾联是隐居的诗人，劝诫那些可怜的身处“朱门务倾夺”中的人们，切莫“就中奔走费光阴”，自己多想画一幅《水村闲望》写意画，再题上这首诗送给他们。
这首诗是写一位深情女子在爱情受到挫折时的愁怨。这挫折乃是薄情郎的负心，这原是一个很古老的主题，而表现这个古老主题的这首小诗，其情景之浑化无迹，意境之高妙优美，却是罕见无比的。
头两句写眼前景色：“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上句写满山桃花红艳艳，下句写江水拍山而流，描写了水恋山的情景，这样的情景原是很美的，但对诗中的女子来讲，如此美景恰恰勾起了她的无限痛苦.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这两句是对景抒情，用的是两个比喻：花红易衰，正像郎君的爱情虽甜，但不久便衰落；而流水滔滔不绝，正好像自己的无尽愁苦。这两句形象地描绘出了了这个失恋女子的内心痛苦。比喻贴切、动人，使人读了，不禁为这个女子在爱情上的不幸遭遇而深受感动。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用江水比拟亡国之痛的深沉悠长，历来被人们称为写愁的名句，其实这正是从“水流无限似侬愁”一句脱胎而来的。
这首诗和前首诗一样，用的也是民歌常用的比兴手法，先写眼前水恋山的景象，然后再用它来作比喻，抒写愁绪，从而形象地描绘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全诗比喻新颖别致，形象感强。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