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距李纲时期有一百多年,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宋钦宗时金国对大宋的侵略无异于当年辽对宋的侵略,且又过之。李纲在词中叙述史事,目的是以古喻今,对当朝皇帝进行讽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皇帝能从真宗幸澶渊的史实得到启示,振作起来,抗金卫国,不要一味怯懦逃跑。
首句“边城寒早”。从边境自然气候的早寒,烘托战争威胁之严重。骄横恣肆的胡虏,竟敢远来侵占中国甘美的泉水,丰茂的草原,“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敌人的铁骑纵横,他们披着毡裘,冒着大雪,使一方国土受到严重的骚扰。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庙堂,指朝廷。折冲,指抗击敌人。坤维,地的四角。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急书一夕凡五至”,真宗惊慌失措,无计抗击辽兵,召群臣商议对策。宰相寇凖力主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感到很为难。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主张驾幸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驾幸成都。成都远离汴京,故说“坤维”,即地角之意。不论南逃或西逃,都是主张放弃中原,包括汴京在内。把辽兵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拱手送出去。真宗问寇凖:到底怎么办?寇凖答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寇凖传》)真宗不得已,勉强同意亲征。真宗到澶渊南城,群臣畏敌,又请求圣驾就此驻扎,不再前进。又是寇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真宗乃渡澶渊河(即“径渡大河清晓”),直达前军。所以李纲满怀热情地写道:“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亲行天讨”就是天子代表上天亲自讨伐有罪的人。此指抗击辽军。“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对真宗亲征澶渊,李纲在词中极力夸张、铺叙,热情地、形象地描绘了天子御驾亲征的仪仗之盛,威仪之大,恰与钦宗、高宗的畏缩逃跑构成鲜明对比,一扬一抑,从侧面对当朝皇帝作了委婉的批评。“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皇帝亲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大大振奋了民心,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当辽国统军挞览出来督战时,被宋军用弩箭射死,挫败辽军。于是,“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宋辽议和,互立誓书,订立“澶渊之盟。”
作者对寇凖功绩的赞扬,是希望能有像寇凖这样的忠臣力挽狂澜,也寄托着他的自勉和身世之感。他对真宗的歌颂,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激励,因为曾御驾亲征的真宗,比起一味逃跑的皇帝毕竟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诗中描写了恒山于群山中独尊。首联写云中山势极高,颔联写河流在山下汇合然后向西南流去,颈联写仙台与太阳相映照,尾联写天色变暗,作者不能尽兴搜奇了。全诗从多个角度描绘恒山的高峻,口吻夸张豪迈,艺术感染力强烈。
诗的开首两句,便用夸张豪迈的口吻写出了恒山众山独尊的地位。“云中天下脊,尤见此山尊。”恒山所在的山西浑源县在古代属云中郡统辖,作者说云中恒山是天下的屋脊、脊梁,极言此山之高峻。
“八水皆南汇,群峰尽北蹲。”这是鸟瞰的图景。登临纵目,只见山山条条水脉尽皆汇向南方,被山势所拘,龙王也只得俯首称臣,顺山势而下。因为恒山突兀高耸,便显得群峰都好像向着北岳蹲下一样。这两句诗,与杜甫的《望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
“仙台临日迥,风窟护云屯。”这两句又可视作是仰观的景象。恒山顶上有会仙府、琴棋台等建筑,因为修筑在山巅,便有“临日”,迫近太阳的遥远之感。“风窟”在北岳观两侧,悬崖壁立,空谷来风,窟中山风常似虎啸。彤云密布,云从风,在山谷间屯集,风涛、云海,正是名山特有的景观。面对这瑰丽的景色,诗人留恋不已,久久不欲离去,他还想看到更新奇的景致显现。“剩有搜奇兴,空怜前路昏。”便是这种心情的写照。诗人雅兴不减,还想进一步到云深不知处搜奇探胜,怎奈日暮途穷,不觉已是红轮西坠,天色暗淡,不辨东西了。诗人把这种游兴不减,余韵正浓的情绪放在天色已晚无法继续游览下去的时刻,更让人觉得惋惜,更让人感觉到北岳恒山那丰富无垠的内涵。纵然滞留更多的时日,也无法穷尽其中变化万端的风光。诗人用“空怜”二字,淡淡地带出未能尽兴游览恒山的遗憾。
全诗从不同角度极力描绘恒山的高峻,或明说或暗含,无一不是一个“高”字,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人更加增添对北岳恒山的神往。
“峨峨东岳高”一句,开门见山,吟咏泰山巍峨高大,“秀极冲青天”,既勾画出直刺云霄、高耸陡峭的山势,又把静止的山峰写得生气蓬勃,富含动态之美。
与前两句从大处着眼不同,下面四句则着眼于细部描绘。山石峥嵘竟然分割了天空,显得格外静穆幽远。此山此石仪态万方,看上去好像是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而成,其实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诗中出现的“秀”、“幽”、“玄”、“自然”等词,与魏晋时期的思想崇尚及人物品评理论有关,在这里用来形容泰山,折射出鲜明的魏晋时代色彩,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诗人对泰山的赞叹与景仰。但诗人在感叹泰山神秀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个人身世的坎坷与艰辛。诗人质问造化:你既令泰山如此迷人,却为何又使我遭受命运的坎坷,屡遭颠沛流离之苦。
诗人的确与普通女子有很大不同,她在提出质问之后,并没有进一步作悲痛哀婉的泣诉,而是笔锋一转,在诗中融进自己刚强不屈的精神。面对高耸入云的泰山,面对神秘莫测的造物主,诗人没有因为自身遭遇而悲伤沮丧,而是决心投身于山川这雄奇壮伟的怀抱,以顺应自然,终亨天年。
该诗虽有哀痛激愤之语,但对泰山之美的描写却并不是为了衬托这些情绪,而是为了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真挚而热烈的爱,这种爱与诗人坚强不屈的性格相交融,使诗人在面对泰山时淡定而又坚强,这是一种非凡的气度,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崇高精神状态,也是诗人在遭遇困境时更加主动地融入自然,感受自然魅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