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用“记神京”开篇，化实为虚，回忆当年故都“柳绿花红”的繁华景象和自己裘马清狂、“解衣沽酒”的浪漫生活。下片以“到如今”过渡，由虚入实，描绘汴京沦陷以后“满目飞蓬”的衰败现实和词人凄凉悲怆的心情。全词没有一句议论、抒情之语，但字里行间尽显忧伤之情，含蓄蕴藉，感慨深沉，读之令人黯然。
词的上片以“记”字领起，统领始终。“神京”二字点明感怀对象。繁华地，旧游踪“二句，前句概括性也介绍了京都，后句词人便把自己引入作品之中，表明了他与京都的密切关系。这三个短句构成上片的第一段落，为后面描绘和抒情准备好了铺垫。
“正御沟、春水溶溶”以下，作者紧扣“春”字进行描绘。摹写了自然景物。其中，“御沟”标志宫庭之所在，承接前面的“神京”而来。流淌在御词里明净的春水。由此可以想象那生机勃勃的草木，而这一切都引发了京师人士无限的游春意。
从“平康巷陌”到歇拍的“柳绿花红”，是上片的第三段落。“平康巷陌”，本指歌女聚居之地，这里还指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勾栏瓦市等游乐场所。
“绣鞍金勒”句说的是那些“章台走马”的男子，“解衣沽酒”句概写他们的游乐。“柳绿花红”应当是指代城市中献伎的女子。她们穿红着绿，正是所谓“柳绿花红”。而“平康巷陌”则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在宴饮场中，文娱之所，她们是免不了的。因此，此词在“醉弦管”之后，立即补上“柳绿花红”一句点明那些女子正在献艺。这一段落重在写京都市人游冶及宴钦等方面的情景，通过这寥寥数笔，读者便可以想见当时国泰民安。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情调随之而变。起首的“到如今”三字，与上片中的“记”字相呼应，它把词人的神思再度拉回现实。“嗟往事、梦魂中”六字，引发上面蕴蓄的势态，于是，此时的衰败与昔日的繁华便在这里得以绾合。这是六个沉重的字眼，那些令人沉醉的“前事”只能在“梦魂”之中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令人伤痛的事情，所以词人在“前事”上更着一“嗟”字，充分表现了苦楚之情。“馀霜鬓”三字，承接前事已成空而来。虽然，这里作的陈述，极为客观，但它的内中却饱含着词人的万般无奈与无限的悲哀。这几句为下片的第一个段落，在这里，词人运用了实事虚写的方法，使其情感更为浓厚。由此，全词转向深入，全词的中心也因此自然推出，即作者过京师之“感怀”。
“但寒烟”至全词的结束，为下片的第二个段落。重在写词人所见，以景物渲染气氛，为抒情服务。“但”字一直贯穿到底，引出此时所见之景：有映入眼帘的唯有漠漠的寒烟和瑟瑟凉风中飘飞的蓬草；昔日的殿宇徒然伫立，而那当年喧嚣的百官朝拜之所，天子臣子议政之庭，早已渺无人迹；苍茫的暮色中，唯见寒笳悲吟声中惊飞的塞雁；依然是昔日拂面的东风，可是，它们此时送来的却只有那说有出、道不尽的凄寂与酸楚。
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此时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
这首词分六层，先写游沿途的自然美景，再写路途上悠然心态、艰辛、喜悦与旷达胸怀，最后表达回朝无望的意愿。全词富含浪漫主义情怀，是词人纪游的得意之作。
开头写出游沿途的自然美景。先写路线：“出临皋”——“历黄泥之长坂”——“走雪堂”；再写景色：“大江”“左缭”，“云涛”“舒卷”，“草历层累”，“柯丘”“葱蓓”。可谓草历含情，江山多娇。
第二层，写路途上“徙倚”“盘桓”的悠然心态。“旦往”“夕还”，时而徘徊，时而不前，景色虽美，不可停息，“娱余于一眄”就算满足。可谓无拘无束，悠哉游哉。
第三层，写此次游时的潇洒风姿。“幼好”“奇服”，“老更变”“自哂”，“惊俗”“来患”；“释宝璐”而“被缯絮”，与“杂市人”“无辨”。可谓奇装异服，一道独特风景。
第四层，以双关语写路途上的艰辛、喜悦与旷达胸怀。路远“莫往来”，守一席之地“而穷年”，我只好随意迈步“而远览”。走啊走啊，路走到了尽头而“旋反”。值得欣慰的是： “朝嬉黄泥”“白云”，“暮宿雪堂”“青烟”；鱼鸟不惊，樵夫倨傲。可谓天人合一，物我相忘。
第五层，写黄泥坂上狂醉及其超然的浪漫情调。词人在进退维艰之际，只好歇脚黄泥坂，对酒当歌。初饮时，“被酒”所醉，边走边唱；继而烂醉， “放杖”仰卧；再则身不由己，便以“草为茵”，“块为枕”，进入梦乡，享受“华堂”“清宴”之清净美；进而“坠露”“湿衣”，映衬着“团团”“素月”。待到乡亲父老唤醒，险些被牛羊践踏。可谓一醉忘百忧，非常浪漫。
最后一层，抒发游黄泥坂之幽情，表达自己回朝无望的意愿。东坡精神一振，起而高歌：月明星稀，迎余饯归。年岁已终，草历枯萎。归来归来啊，“黄泥不可以久嬉”。言外之意，怀古伤今：昔日孟德，雄风何存？归来渊明，是我前生。
这首词系词人出游高峰年的纪游的得意之作，充满了悠然、潇洒、旷达、超然的浪漫主义情调。
这是一首即景诗，描写春天郊游的心情以及春天的景象，也是一首写理趣的诗，作者用朴素的手法把柔和明丽的春光同作者自得其乐的心情融为一体。开头两句写云淡风轻、繁花垂柳，一片大自然的郁勃生机；第三句是诗意的转折和推进，第四句更进一步说明自己并非学少年偷闲春游，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哲理，以及对自然及宇宙的认识。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看似十分平淡，但如细细品味，却有几层意思在其中。其一，写自己春游所见、所感。云淡风轻，傍花随柳，寥寥数笔，不仅出色地勾画出了春景，而且强调了动感—和煦的春风吹拂大地，自己信步漫游，到处是艳美的鲜花，到处是袅娜多姿的绿柳，可谓“人在图画中”。其二，着重写自己留连忘返的心情。这种心情主要是通过‘近午天”、“过前川”六字自然而然地传达出来的。所谓“近午天”，并不是说自己时至中午才出来游春，而是用“近”来强调自己只顾春游忘了时间，用自已的突然发现来表现自己沉醉于大自然的心情。同样，“过前川”也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描写自己向河岸漫步的情况，而是用“过”来强调自己在春花绿柳的伴随下“过”了前面的河流才发现自己只顾游春，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这样，这两句诗尽管描写的只是云风花柳等自然景观和作者喜爱它们的心情，但其中更隐括着一种作者要忘世脱俗的高雅情调，正是这种情调，才使他几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主要是诗人自己内心世界的直接抒发。本来，在云淡风轻的大好春色中漫游，在春花绿柳的簇拥中陶冶自己的情性，这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在扼杀人们性灵的封建时代，这似乎只应该是有些“狂”劲儿的少年人才能，而须眉长者只应该端然危坐，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才行。然而，尽管程颢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尽管他写这首诗时很可能已经是一位蔼然长者，可他仍然无法抗拒大自然对他的吸引，做出一些为“时人”所不能理解的举动。这其中包括了他对自然真性的追求和理解，同时也包括了他对一般“时人”的嘲笑与讽刺，既表现了他对子人生价值的另一种认识，也表现出了他乐在其中，孤芳自赏的高雅。至此，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也有意无意地披露了他性格的另一个侧面：他不仅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中，还是一个对大自然充满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只不过他的感情经常被“理”压抑和扭曲罢了。
全诗色泽协调，情景交融，表现了作者追求平淡自然、不急不躁的修身养性的性格色彩和水到渠成的务实功夫，也表现了一种闲适恬静的意境。诗歌风格平易自然，语言浅近通俗。全诗写出了诗人怀念少年时在故乡时的事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少年时代以及对故乡黄陂的怀念。
此诗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臣“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受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此诗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首句至“兼问致折何因缘”，主要是描绘折臂翁的外观形象，并向第二段过渡。第二段是全诗的主体，自“翁云贯属新丰县”至“万人冢上哭呦呦”，长达三十四句。此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事，不仅使诗产生了真切自然之感，而且增强了诗叙事内容的可信程度。第三段自“老人言，君听取”至结束，诗人又直接出面，发表议论。
这位老人的籍贯属于原来的新丰县。他本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逢圣明的朝代，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开元时期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代；他不懂得旗枪弓箭为何物，而听惯了宫苑梨园中传出的歌舞管弦之声。可是好景不长，天宝时期，云南一带烽烟四起，朝廷大肆抽丁，在凄惨的哭泣声中，儿子告别母亲，丈夫告别了妻子。因为他们听说云南泸水一带，瘴气迷漫，更何况还要徒步渡过那热如沸汤的大河呢！据说前后奔赴战场者，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很不幸，征兵的名册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夜深人静，他偷偷地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从此他变成了残废，但也由此逃脱了远征云南之苦。作为一个断臂的残废人，他是不幸的，因为六十年来，伤痛时肘折磨着他；但他从未后悔，因为他又是幸运的，他没有做云南万人冢上的望乡鬼，他毕竟还活着，虽然活得并不舒服。
作品最后一段“老人言，君听取”云云，旗帜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开元时的贤相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而滥用武力，对于杀敌有功的天武军牙将郝灵佺并没有论功行赏，仅在次年授他为郎将，这样做防止了与少数民族的纠纷，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杨国忠之流为达到个人邀功固宠的卑鄙目的，不惜开边寻衅，视数十万人的性命为儿戏，驱赶他们到环境极为恶劣的边远地区去作战，造成千万个家庭的悲剧，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者把宋璟与杨国忠作了鲜明的对比，其褒贬倾向不言自明。他对宋璟的行为是赞赏的，他反对不义战争，希望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显示出诗人的宽大胸襟和善良的愿望。
此诗在结构上很有特色，完全符合诗人《新乐府序》所谓“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要求，有如常山之蛇，首尾照应。在表达作者的主观倾向时，仍不忘以新丰折臂翁的悲惨遭遇作为富有说服力的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