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一位纯静高洁、貌美如玉的年轻女子从傍晚到夜间的一些活动，充满了词人倾慕和爱恋的情感。
上片写户外，前两句专力写景。“楼角初销一缕霞”，首先出现在画上的是一座佳人居住的红楼，但词人并不描绘楼的全貌，而只勾勒出它的一角。时间是太阳落山的一瞬。起初，残阳斜射，楼角镕金，色彩极其艳丽；继而，阳光迅速消失，楼角变得暗淡，朦胧，以至被夜幕挂上了面纱。“淡黄杨柳暗栖鸦”，接着写红楼附近杨柳，这杨柳是“淡黄”色，说明抽叶不久，时间应是初春。在这嫩绿柳树的枝叶间，栖卧着归林的乌鸦，在“栖鸦”前加一“暗”字，既显此处人静，又显此时夜深，“栖鸦”与“淡黄杨柳”已经融为一体了。通过时间的推移，作者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幽静、朦胧的夜景，为下边人物的活动设置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玉人和月摘梅花”，“玉人”，像美玉一样漂亮标致的人，既可指男子，又可喻女性。此词所写，应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这如花似玉的佳人，披着银白似水的月光，采摘“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梅花，月、花、人三美相映，意境灵动，画面幽洁，令人拍案叫绝。
在上片景物描写中，还充分显示了色彩的多姿和变幻，红楼、金霞、淡黄杨柳，黑色乌鸦，银白月光，嫣红的梅花，织成了一幅斑烂绚丽的图画。人物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活动，犹如仙境一般。
下片写室内，“笑暗粉香归洞户”，写女子由院子回到了室内。年轻的佳人采罢梅花，她面含微笑，手指轻轻拈动花枝，迈动款款碎步，她要回房去了。“粉香”即指梅花，是以色彩和气味代指物体，这种借代手法，出自人们的体味和感触，很有点感情色彩。“洞户”，本是室与室之间相通的门户，这里作洞房用，即姑娘所居深邃的内室。这一句写得逼真细致，活灵活现，使人读之如见如闻。
“更垂帘幕护窗纱”，“更”即“又”，佳人入室之后，马上就把帘幕垂挂下来，用一“又”字，说明天天如此，已成生活定例。帘幕护住窗纱，严严实实，既遮挡风雨侵袭，又使人无缝窥伺，佳人很善于自我保护，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慎独高雅，孤芳不群。
“东风寒似夜来些”，“些”是宋、元时期语尾助词，读sā音。这句是说，虽然佳人刚刚放下帘幕，入夜不久，由于是初春季节，东风一吹，仍觉寒气浸浸，犹如深夜一般。不过佳人已“躲进小楼成一统”，自然便不“管他冬夏与春秋”了。
唐圭璋先生评这首词说：“此首全篇写景，无句不美。”从字面上看，此评固然精当，但词人写景的目的在于颂人，歌颂那位高洁美丽的少女，她超凡脱俗，一尘不染，独来独往，不受任何羁绊。贺铸的好友，另一著名词人张耒为《东山词》写的序中曾说贺词“幽洁如屈、宋”，有人认为这样评价过高，不过屈原那种美人香草的手法，他还是学来了，最为脍炙人口的《青玉案》，表面看虽是一首艳词，实则那位“凌波佳人”不仅有美艳绝伦的姿质，而且带着孤芳自赏，寂寞幽独的气息，从她身上曲折地表现了作者感伤身世、理想失落的悲观情绪。这首《减字浣溪沙》中的佳人，也不妨把她看成即是贺铸理想和愿望的象征，或者说就是词人的自况。
此诗表面上看似一首写景诗，描绘了春日美好的景致；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全诗寓理趣于形象之中，构思运笔堪称奇妙。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点明天时；“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点明主题。一句中分三层叙说，特别是以“泗水滨”结穴，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寻”字不仅写出作者逸兴，也给诗歌添了不少情趣。
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描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无边光景”逆承首句“胜日寻芳”，说寻芳的结果。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这里不做细碎描写，不在一草一木一石上做剪贴，而是从极广大的空间落笔。
后两句用形象的语言，具体描绘了光景之新，抒写了寻芳所得。“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意谓胜日寻芳，本不期望有无边光景的所得，今既有如此新鲜感受，不禁欢欣雀跃。“东风面”，把春气、春景形象化了，拟人化了，把“识”字落到实处。
末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近承“东风面”，远承“无边光景”，对偶修辞，意象色彩强烈。诗以“总是春”收官，都落到“春日”上。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无边光景”所示空间极其广大，就透露了诗人膜求圣道的本意。“东风”暗喻教化，“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哲理诗而不露说理的痕迹，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明代文人涉足花丛，在南京秦淮河上选色征歌，以至与秦淮歌女结下情谊，甚至论及嫁娶，这样的风月故事可以数出许多桩。
此文塑造了明末秦淮歌妓李香的形象，不仅描写了她擅长歌唱的艺术才能和不同流俗的风度，更突出了她的见识和品格，同时生动地描绘了李香的生活和斗争，热情地赞美了李香的才能、智慧和品德。全文叙次井然，文笔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
这篇别传首尾两段一为前奏，一为尾声，中间两段是其主干。作者写自己眼中和亲密交往中的李姬，这一叙事角度便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此第一段关于李姬的一般性介绍只能成为文章进入主题的前奏，而最后一段写别后李姬拒绝田仰的邀聘也只是余波荡漾的尾声。当然前奏和尾声都必不可少，且与主干部分水乳交融，构成全文严谨的整体。
第一段，作者先用一句话“李姬者名香”作必要而简略的交代之后，就掉转笔头写她的假母李贞丽的大“有侠气”与“所交接皆当世豪杰”，以衬托作为养女的李香大有乃母之风，然后鲜明地点出李香“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曾经得到复社领袖张溥与名士夏允彝的称道。再写她“少，风调皎爽不群”与对音律歌唱所具有的才华，却无一字道及李香君的美色，不作任何涉及轻薄的侧艳之辞，显示作者为李姬立传，重德重才而不重色，为全文确立了较高的格调。
于是在主干部分，作者抛开了与李姬交往中一切深情缱绻和幽期密约，集中笔力记叙李姬生平行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义却阮大铖之举。阮大铖为天启朝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余孽，曾奉魏阉为义父，为陷害东林党人出过大力。崇祯登位后，阉党事败，阮大铖名列逆案，由光禄寺卿革职为民，匿居南京库司坊，起造第宅，蓄养声伎，谈兵论剑，企图死灰复燃，是一个为当时朝野士大夫所不齿、为公正舆论所贬斥的人物。与侯方域同列复社四公子的阳羡陈贞慧与贵池吴应箕主持正义，排阮最力。阮大铖为此假手王将军想拉拢侯方域以软化陈、吴等人，为他的东山再起消除阻力。是否与阮大铖结交，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泾清渭浊、是非分明的原则问题。文章写李姬凭着她对人际关系的敏锐感觉提醒侯方域，要他摸清“贫非结客者”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之游的真实意图，又写当了解王的真实意图之后侯方域尚未采取行动，李姬便对他作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规劝，使侯“大呼称善”，与王绝交，得以避免“负至交”、隳声望的尴尬处境，保全了侯生的清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均系李姬而非侯生采取主动，说明李姬的才慧见识与对是非的判断均胜侯生一筹，而这一赞誉完全通过对比与烘托加以凸出，尽得含蓄蕴藉之致。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深有会心，他在将这一情节移植改造为香君“却奁”之后，于《桃花扇·闹榭》一出中，借吴应箕之口，盛赞道：“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陈贞慧接口：“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社嫂”一词施之于秦淮歌妓李香君，何其光宠乃尔。
第三段写侯生应举下第后，李姬于桃叶渡置酒送行。席间李姬“歌琵琶词以送之”。早在第一段中，作者已经为比埋下了伏笔，说李姬“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然不轻发”一语，看似信手拈出，只有读到桃叶渡送行的记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以琵琶词作呼应关合的文意之佳妙和情意之深重。琵琶词，指的是高明所作《琵琶记》。李姬临别歌《琵琶记》曲辞，且以蔡伯喈比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然而“中郎学不补行”，才胜于德。《琵琶记》所述情节固然于史无稽，但蔡中郎确实有阿附董卓的劣迹，无以掩饰。“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李姬以“从不轻发”而今一发之后再“不复歌”相喻相誓，表达了爱人以德与生死相依的款款深情。作者笔下规箴侯生“终自爱”的李姬，显示了凛然的风骨和高洁的格调，却又如此深情绵邈、凄婉动人。这里在写情侣临别赠言时脱出常格，别具一种强毅的伦理道德的美学风采，摄取了发自李姬灵魂深处最为眩目的一次闪光，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既是《李姬传》取材和运笔的成功，也是侯方域自我反省的成功。侯方域入清之后因软弱畏祸参加了河南乡试，仅中副榜，此举于民族气节有亏，当时和后世都受人讥弹。但侯方域敢于直陈桃叶渡李姬“愿终自爱”的临别赠言，说明在对蔡中郎媚事董卓一类的问题上自己是否“自爱”，曾经历过内心反省。包括前文在义却阮大铖一事上的自我对照，应当说作者是在一定程度的反省意识支配下写作《李姬传》的。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比较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侯方域愿以自己为参照，暴露主观的欠缺和客观的优胜，更觉难能可贵。
最后一段写侯生去后之事，虽属全文的尾声，但对描写李姬形象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这以前，李姬的动人光彩主要还是闪烁在她的言论之中，而到这时，她才以侯郎去后坚拒财雄势大的开府田仰的邀聘，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田仰的三百金利诱与“有以中伤”的威逼，她都不为所动。李姬的品德和人格至此光芒四射。她最后说：“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证实了她为人的“风调皎爽不群”，言出必践，忠于爱情。
《李姬传》风格朴质刚健而无绮罗香泽之态；笔致含蓄，颇多有余不尽之意；选材凝炼集中，不枝不蔓；行文坦率，具有可贵的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显示了名家风范。凡此种种，使《李姬传》这篇别传为人记诵，成为明清古文中的名篇。后来孔尚任依这篇文章为蓝本刻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李香君的性格及剧中《却奁》《拒媒》等出的情节均以《李姬传》所述为主要依据，《李姬传》也因《桃花扇》得传大名而著名。
此诗是李白二十岁以前的作品，风格清丽，充满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
全诗八句，前六句写往“访”，重在写景，景色优美；末两句写“不遇”，重在抒情，情致婉转。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首联是说，隐隐的犬吠声夹杂在淙淙的流水声中，桃花带着几点露珠。
诗的开头两句展现出一派桃源景象。首句写所闻，泉水淙淙，犬吠隐隐；次句写所见，桃花带露，浓艳耀目。诗人正是缘溪而行，穿林进山的。这是入山的第一程。宜人景色，使人流连忘返，且让人想到道士居住此中，正如处世外桃源，超尘拔俗。第二句中“带露浓”三个字，除了为桃花增色外，还点出了入山的时间是早晨，与下一联中的“溪午”相映照。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颔联是说，树林深处，常见到麋鹿出没。正午时来到溪边却听不到山寺的钟声。
颔联写的是你是诗人进山的第二程。诗人在林间小道上行走，常常见到出没的麋鹿；林深路长，来到溪边时，已是正午，是道院该打钟的时候了，却听不到钟声。这两句极写山中之幽静，暗示道士已经外出。鹿性喜静，常在林木深处活动。既然时见鹿，可见其幽静。正午时分，钟声杳然，唯有溪声清晰可闻，这就更显出周围的宁静。环境清幽，原是方外本色，与首联所写的桃源景象正好相衔接。这两句景语又含蓄的叙事：以“时见鹿”反衬“不见人”；以“不闻钟”暗示道院无人。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颈联是说，绿色的野竹划破了青色的云气，白色的瀑布高挂在碧绿的山峰。
颈联写的是诗人进山的第三程。从上一联“不闻钟”，可以想见诗人距离道院尚有一段距离。这一联写来到道院前所见的情景——道士不在，唯见融入清苍山色的绿竹与挂上碧峰的飞瀑而已。诗人用笔巧妙而细腻：“野竹分青霭”用了一个“分”字，用来描画野竹、青霭两种近似的色调汇成一片绿色；“飞泉挂碧峰”用一个“挂”字，显示白色飞泉与青碧山峰相映成趣。显然由于道士不在，诗人百无聊赖，才游目四顾，细细品味起眼前的景色来。所以，这两句写景，即可以看出道远的一片净土的淡泊与高洁，又可以体会到诗人造访不遇，怅然若失的心情。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尾联是说，没有人知道道士的去向，我不由自主的靠着几株古松犯愁。
结尾两句，诗人通过问询的方式，从侧面写出“不遇”的惆怅，用笔略带迂回，感情亦随势流转，久久不绝。
此作的构思并不复杂，它写诗人的所闻所见，都是为了突出访道士不遇的主题。全诗辞句平易自然，纯用白描，景美情深。当然，并不是说李白这首诗已经写得尽善尽美了。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后期比较成熟的诗作，都写得十分洒脱、酣畅、飘逸、雄浑，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豪气。而他这首诗，在这方面的特点还不够明显，还不够浓郁。这说明此作还带有他早期作品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