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青溪是三国东吴时开凿的一条水道，起钟山西南，逶迤九曲，穿过今南京市区，流入秦淮河。陈维崧的这首《尉迟杯》以“青溪路”一句起调，既是点词题中所说的《青溪集》，也是把它作为南京的象征、历史的见证，表明这首词写的是饱经历史沧桑的南京。南京是作者青少年时的旧游之地。他在《留都见闻录序》中曾追述:“余年八九岁，祖父挈来金陵，僦宅成贤街莲舟桥下；后随先大人省试，率三岁一至以为常。”其祖父为东林领袖之一的陈于廷，其父为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共称“四公子”；的陈贞慧，都是明末士林推重的人物。明亡前夕，作者十八岁时又曾随陈贞慧至南京，据其《金陵游记序》称，当时的南京依然名士云集，“人各据一水榭，每当斜阳叆叇，青帘白舫络绎縠纹明镜间”。这些记载，正可作这首词的次句“记旧日、年少嬉游处”的注脚。这一句，看似平平写出，而对作者来说，却有终身难忘的生活内容，负载着沉重的岁月之感、家世之慨和易代之悲。下面，“覆舟山畔人家。麾扇渡头士女，水舟风片，有十万、珠帘夹烟浦”三句，就是把词思在时间上推回到“旧日”，在空间上推回到“年少嬉游处”，回忆当年南京城内、秦淮河一带的繁华景象。句中的“覆舟山”即玄武山，东连钟山，北临玄武湖；“麾扇渡”在秦淮河上，位于朱雀桥之左，以晋时顾荣挥羽扇退陈敏军而得名；“烟浦”指歌楼妓馆骈列两岸的秦淮河。过拍“泊画船、柳下楼前，衣香暗落如雨”两句，则紧承“烟浦”二字，描写当年秦淮河上画舫云集、衣香暗闻的旖旎风光。
上片八句都是思昔，追记这一既是作者旧游之地、又是明代留都的当年盛况。八句中没有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字眼，而字里行间寓藏着对往昔、对故国的无限怀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介周密《武林旧事》一书时所说，“恻恻兴亡之感，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
词的下片由思昔转到伤今。换头“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蒙蒙，和梦飞舞”三句，把上片所刻意描画的繁华景象一笔扫去。上一句中“闻说”二字表明下面所写都非目睹，而是听“新自金陵归”的许月度口述；“近日”二字与上片次句中的“旧日”二字两相映照，界分今昔；“台城”为东晋、南朝的台省及宫殿所在地，故址在今南京鸡鸣山南，这里用来与上片首句的“青溪”遥遥呼应，都是代指南京。下两句化用《庄子·齐物篇》中梦蝶的寓言，以喻人事之变幻无常、国家之兴亡如梦；句中的一个“剩”字暗示一切旧日的繁华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黄蝶迷迷茫茫在梦境中飞舞而已。接着，就以“绿水青山浑似画，只添了、几行秋戍”两句，抒发其“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中述周顗语)的悲慨。至于下片词的后四句，更以凄怆之笔表达其亡国之恨。在“三更后、盈盈皓月，见无数、精灵含泪语”两句中，作者借助想象，展示了一个午夜后、明月下“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兵车行》)的凄凉阴森的境界。“想胭脂、井底娇魂，至今怕说擒虎”两句，则用隋将韩擒虎攻破台城时，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叔宝与其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匿于胭脂井中，当夜终于被隋军擒获的史实，以影射清军攻破南京，又追俘在南京称帝仅一年的福王朱由崧一事。这后四句词合起来看，既是哀悼南明弘光朝的覆亡，也是暗写清军占领南京时为这座历史名城带来的灾难。清军下江南之初，极其残暴。一些地方易手时，大量人民被屠杀，不少妇女被掳掠。“无数精灵”之含泪相语，“井底娇魂”之怕说擒虎，实即写清军入城后杀掠之惨。陈朝的张丽华、孔贵嫔未死于井中，并非“井底娇魂”。这说明，作者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时事，只是借以泛写在战争中屈死的妇女。作者另有一首《八声甘州》词，题作“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中有“叹灌婴城下，章江门外，玉碎珠残。争拥红妆北去，何日遂生还”诸语，更是明写清军的暴行。
作者对南京有特殊的感情，在其作品中每一提到南京总是感慨系之。其所以抱有这样的感情，不仅因为南京是他的“年少嬉游处”，这里有他的童心绮梦，而且南京在他的心目中是代表故国的。对于青少年时未去过北京，从小生活在江南的作者来说，清军攻破南京后才尝到亡国之痛。其业师陈子龙、吴应箕在南京陷落后先后举义师抗清，兵败，慷慨就义；其父陈贞慧回乡隐居于陈于廷墓侧，凡十二年不入城。家庭和师友的影响，使其直到三十岁后才多次参加省试，谋求见用于新朝，而且始终眷恋前朝，怀有故国之思。前面提到的《留都见闻录》为吴应箕所写，作者为此《录》写序时已经五十六岁，距其去世只有两年。他在序言的终篇处还寄慨遥深地说:“展《东京梦华》之录，抚《清明上河》之图，白首门徒，清江故国，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从这几句话再回过来看这首《尉迟杯》词，就更可以领会其感情深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