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曾经认为文章,不外是讲礼教政治罢了。那些写在书上书传授给人们的,大体都归于这些方面。至于古书说的“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仅仅是说修辞不可以不要,并非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死了好久以后,有韩愈出现,千百年中,人们所瞻仰的圣人只有韩愈一人,真是个了不起的杰出人物。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他虽然比不上韩愈,然书他写的文章最终与韩愈的文章并传,也是可敬畏的豪杰呀。韩愈曾对人说过关于写文章的事,说应该这样那样;柳宗元也说过应该这样那样。我怀疑韩、柳二人说的,只不过是修辞的问题,至于写文章的本意,不是这样就够了的。孟子说:“君子应该有自己的心得,有了心得,就能安心进行钻研;安心进行钻研,就能打下深厚的基础;有了深厚的基础,就能应用自如,左右逢源了!”我说孟子说的这些话,不仅直接适用于写文章,同时也可借用来说明写文章的本意。
书且我所说的文章,务必要做到有益于社会。所谓修辞,犹如器具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使器具精巧华丽,不一定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要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本,以雕刻绘画作它的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是制造器具的本意,不给它进行修饰,难道是制造器具的本意吗?不是的。但修饰也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就行了。
我学写文章很久了,多次拿这个说法来指导自己写文章,现在才想把它写出来传授给人,至于在实践上的应用,那还有待于更长的时间这种说法是对的或是错的呢?我自己还没有把握确定。您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阿谀奉承自己喜欢的人。现抄上所写的杂文十篇献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能确定是对或不对。
注释
尝:曾经。
礼教:封建社会中关于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的教育称为礼教。
治政:治理政事,亦可解为政治。
大体:大致。
归然:归于此,这里指归于礼教治政。
不文:没有文采。引文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话,原文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
韩子:指韩愈。
作:兴起,出现。
望:仰望,敬慕,这里有学习、继承的意思。
百千年:言岁月久远,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韩愈生于大历三年(768年),其间相距一千二百余年。
卓然:高超、高远的样子。《汉书・成帝纪》:“使卓然可观。”颜师古注:“卓然,高远之貌也。”
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作者《读柳宗元传》:“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矣,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
可畏:值得敬畏。
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其实韩柳对文章内容、形式方面的要求都很重视。如韩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作者对韩愈经常说到“唯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是不太满意的,其诗《韩子》云:“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原:同“源"。孟子的话见于《孟子・离娄下》,原文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托:借。
巧且华:言文词华美巧妙。作者在《上邵学士书》中说:“某尝悉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在《张刑部诗序》中批评西昆体的作者。言:“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
要之:总之。
本:根本。
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作者把文章的立意称为“本”,把表现形式称为“末”。曾在《与祖择之书》批评说:“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无悖于极。”
挟:持,怀着。
自治:这里指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
阿:曲从。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呈给某人的书信。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王安石有《上张太博书》,云“谨书所为原、说、志、序、书词凡十篇献左右”。《临川先生文集》中,此篇列《上张太博书》之后,云“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可见当为早年之作;又云“书杂文十篇献左右”,疑与《上张太博书》作于相近的时间里。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诗人运用流畅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在诗中形象地描绘了从征虏亭(在今南京)到广陵(今扬州)一带的江中夜景,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出游的喜悦之情。全诗语言如话,意境如画,对客观景物神态的描绘逼真传神,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两句写诗人坐在小舟上回首仰望征虏亭,只见那高高的古亭在月光映照下,格外轮廓分明。
第三句:“山花如绣颊。”唐人风俗,少女妆饰面颊,称“绣颊”。白居易有诗云:“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女。”刘禹锡亦有诗云:“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扶。”李白是以“绣颊”代称少女,以之形容山花。这句诗是说,那征虏亭畔的丛丛山花,在朦胧的月色下,绰约多姿,好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伫立江头,为诗人依依送别。
“江火似流萤。”意思是说,那江上的渔火和江中倒映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闪闪烁烁,迷迷茫茫,像无数萤火虫飞来飞去。
全诗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醉的春江花月夜景图:岸上山花绰约多情,江上火点迷离奇幻;古亭静立于上,小舟轻摇于下,皓月临空,波光滟滟。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感情和出游的喜悦,都从画面中显现出来。
这首诗的意境十分优美,作者选取江船、明月、古亭、山花、江火这些景物,把征虏亭一带的夜色描绘得既妩媚动人又生机勃勃。夜色,在一般诗人的笔下多是宁静的,呈现出倦倦睡意的,但在李白的笔下却是生动的,精神十足的。他用少女的风姿来比喻岸边的山花,一下子给江岸增添了无限的生气与活力。夜晚江船的渔火本来是静止的,但是作者却从自己行船的感受角度去写,把静止的渔火写成动态的,使江面的景象活泼起来,飞动起来。作品中的景观,归根到底,是作者性格的反映,这首小诗使我们感受到李白那种飞扬跃动的性格特征。
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家笔底,表现各异;试听“琵琶”,一到作者手里,即翻作新声,不同凡响。这首词借唐玄宗年间有关琵琶和音乐的典故,抒写北宋沦亡之悲,讥讽南宋小朝廷耽于安乐。全词以弹琵琶为喻,事实上“弹”(谈)的是国家兴亡之曲。
此琵琶,乃檀木所制,尾刻双凤,龙香板为拨,何其精美名贵!“凤尾龙香拨”。这杨贵妃怀抱过的琵琶,它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作者在此,暗指北宋初期歌舞繁华的盛世。而“霓裳曲罢”则标志着国运衰微与动乱开始。借唐说宋,发端即点到主题而又不露痕迹,可谓引人入胜之笔。
“浔阳江头”二句,一转,用白居易《琵琶行》所叙事。源自“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交代了地点,是浔阳江头。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浔阳江头也就是前边序中所说的湓浦口。白氏在江边关罢“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诗序云“是夕始有迁谪意”,是听了琵琶曲与弹奏女子自述身世之后的所感。词以“最苦”二字概括,表明作者也有同感。“画舸”句用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句意。作者以白居易的情事自比,并切琵琶,其“天涯沦落”之感亦可知矣。
“记出塞”接连数句又一转,从个人遭遇写到国家恨事。“望昭阳宫殿”等句分明是写一种特殊感情,与当日昭君出塞时去国怀乡之痛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恐怕是在暗喻“二帝蒙尘”的靖康之变。这种写法在南宋词家中也不乏其人。姜夔《疏影》词中亦有“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之句,郑文焯亦云“伤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
“辽阳驿使”数句转到眼前的现实。词人怀念北方故土,联想琐窗深处,当寒气袭人时,闺中少妇正在怀念远戍辽阳而杳无音信的征人。她想藉琵琶解闷,结果愈弹愈是伤心。“推手”等句,指弹琵琶,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欧阳修《明妃曲》本此而有“推手为琵却手琶”之句;所弹之曲为《梁州》。《梁州》即《凉州》,唐西凉府所进边地乐曲,梁、凉二字唐人已混用。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谓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白居易诗:“《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可见其声哀怨。“哀彻”两字加深了悲凉的意绪。“云飞烟灭”已将上文一齐结束,“贺老”句便是尾声。
这尾声与发端遥相呼应,再次强调盛时已成过去,已成为历史。贺老即贺怀智,开元、天宝间琵琶高手,他一弹则全场寂静无声。元稹《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定场”即无消息,则“沉香亭北倚栏干”(李白《清平调》)的贵妃面影当然也不可见,这“凤尾龙香拨”的琵琶亦无主矣。故作者云“弹到此”即“鸣咽”不止,写悲慨无穷的国难家愁。
此篇手法新颖,从章法上看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可并为姊妹篇,都列举了许多有关的典故,而其中皆有一线相连。即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仍觉圆转流丽。由此可联想到唐时李商隐的《泪》(永巷长年怨绮罗)一诗,也是列举古来各种挥泪之事,最后归结为一事。辛词章法可能学自李诗,而又有出蓝之妙。再上溯可找到江淹的《恨赋》、《别赋》,李白《拟恨赋》等类篇章,作者用之以为词,可谓创新。
此词除使用典故多能流转自如外,还显示了辛词的另一特色,即豪放而兼俊美,所谓“肝肠似火,面目如花”者。词中如“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句,不独用昭君出塞之典故,且含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的诗意,形象很美,韵味亦深长。又“轻拢慢捻”四字,不独是用白居易诗点出弹琵琶,而好在将闺人愁闷无意绪、心情懒慢的神态也随之描画出来了。“泪珠盈睫”,令人想见那长睫毛闪动的晶莹珠泪,非而见美,更渲染了哀怨气氛,烘托了主题。
前人评辛词曰“大气包举”,所谓“大气”,就是指贯穿在词中那种浓烈的爱国之情,沉郁而激昂。而他的词风却不见粗犷,反倒是思理细腻绵密,语言华丽高雅,虽“用事多”,不嫌板滞。“情”在其中,密处见疏,实中有虚,令人读后有荡气回肠之感。
这是一首咏物词。咏物抒怀历来是文人骚罢常情,但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写作。稼轩此词,初看不过是有关琵琶典故的堆积,所以有的评家不太看好;但是细推敲来,所用之典皆不是随意捻来,而是用心良苦,所以此词也为真正识家所赞美。
凤尾龙香拨:此句是指杨贵妃所用琵琶。
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霓裳》指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霓裳》曲罢指杨贵妃之死。白居易《长恨歌》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句。
最苦浔阳江头罢,画舸亭亭待发: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
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指昭君出塞。昭阳殿,汉朝未央宫中的殿名。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寒窗、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沈云卿《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辽阳,唐代边防要地,在今辽宁境内。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欧阳修《明妃曲》:“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家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梁州》,唐代教坊曲,亦名《凉州》。
贺老定场无消息: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指唐代琵琶高手贺怀智。
想沉香亭北繁华歇:沉香亭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活动的场所,李白《清平调》:“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此词不是风花雪月之笔。开头写唐,实则写宋。作者自比浔阳江罢,有天涯沦落之感。昭阳宫殿已不可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让人联想起靖康之难。读至此,痛感之情不亚于岳武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长安难望,辽阳呢?音信全无!凉州呢?一曲哀彻!汉朝故都,唐代边镇,如今都沦落金人之手!那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游乐的沉香亭,早已是一片荒芜了!读此有“黍离之悲”也!
琵琶,好音者看来,乐器也;闺怨者看来,倾诉也;无关者看来,一物也。而稼轩看来却有无限家国之恨!此与碌碌鼠辈之别也!
这首诗写于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为妾之后。婚后钱谦益为柳如是特辟居室“我闻室”,在室中夫妻诗歌唱和,该诗是其中之一。诗中写出了柳如是嫁给钱谦益的喜悦而又疑惧参半的复杂心情,既抒发了漂泊江湖的痛苦,又有新嫁之后的欢欣和对未来岁月的憧憬,还有隐隐的不安。全诗巧妙化用典故,辞藻精美,结构紧密,情绪一波三折,委曲婉转而又含蓄蕴藉。
开头两句感时伤事,凄婉深沉。“南国春来"既同诗题的“春日”呼应,又点明早春的料峭薄寒,而巧于装饰的作者却又长泪漫漫,伤感不已。诗作的遣词造语似乎是不经意的直叙,然而诗人的感情内蕴却已坦露无遗,而且也为下文的出现作了铺垫。三四两句“此去”对“向来”“柳花梦里”对“烟月愁端”,堪称工整,自然而然地烘托出了一种愁绪如缕、前路缥缈的情思,而且是那样沉重、那样难以排遣、那样难以捉摸。阴云笼罩下的月亮一向容易搅动不幸者的愁肠,嫩黄美好的柳花俨然是梦中景况。经过自己的选择而新嫁的柳如是,虽然称不上已经获得了幸福,但确凿无疑的是她那生命的孤舟已经驶进了宁静的港湾。因此,当读者细细咀嚼的时候,便会品味出作者的复杂心态:身处新生活中,一方面怀有对过去痛苦年月的辛酸,另一方面怀有对未来岁月的憧憬与不安。但此诗是“呈牧翁”的,对于其中表达的感情,实在也是一种消息,钱牧斋是心领神会的,所以他的和诗题目就称:“河东君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表示了宽慰之意。
诗的五六两句用了一个典故,即王昌事。钱牧斋在柳如是初访半野堂时,曾有“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之句,故柳如是结合感情上的困惑,再加生发。“画堂”和“兰桂室”自然是钱牧斋为她营造的温柔乡,然而其中的“消息”仍然难以知晓。躲在“翠帐”中独自审视自己的花容月貌,虽然满怀自信和希望,但能不能成为终生保障,也还是个问号。这两句一方面是表达作者的惶恐犹疑之情,另一方面是试探钱牧斋的诚意。诗的末尾两句“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看似随意点染,实则紧扣作者的感情,兰桂之室自应珍重,春日来时亦可随意凭栏,然而这都是“君家”的,以此进一步伸述了身入室中、心在室外的疑虑。
这首夫妻唱和诗不同于他人的作品,不含艳情,充满凄苦,这是柳如是的特殊身世和钱柳的独特结合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