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头两句列举了古代两位著名刺客高渐离、专诸的事迹；第三句赞扬了这两名刺客的豪壮义气：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末句阐明了这些壮士、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死观，用司马迁的话，说明为知己而死，死得其所。全诗虽只有短短四句，但观点明确，慷慨激昂。
此诗起句“燕南壮士”，指高渐离；“吴门豪”指专诸。这里突出了他们最感人的精神力量：他们是壮士，他们有豪情。这两个词语的搭配，正好使专诸和高渐离的生命重新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这里“燕南”和“吴门”两个方位词也用得恰到好处。专诸刺杀吴王僚在吴王宫中，所以称“吴门”；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士皆瞋目，怒发冲冠，则发生在易水送别之时，易水在燕之南界，因此称“燕南”。这两个看似不经意的词语，在广阔的背景上使壮志豪情笼罩四野，使他们的英声侠气无处不存，无处不在。
“筑中置铅鱼隐刀”句，为第一句作必要的补充与说明。他们两人的壮志豪情正是通过这两件惊天动地富于传奇色彩的大事而被历史所确认。这两句诗各以对称排比的结构相连接，重新唤起读者对这两位侠士的向往与崇敬。
“感君恩重许君命”句是全诗的主旨，是诗人要着重表达的一种信念，一个原则。诗人指出高渐离、专诸之所以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以命相许是为了实践“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因此，这里的“恩”，不是“恩惠”，不是珍宝珠玉、车骑美女等物质的赐予，而是一种超越功利计较的“知遇之恩”，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和人格的尊重。这里的“许”，也不单是“报答”，更不是人身依附，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格力量的自我完成。
最后一句“太山一掷轻鸿毛”化用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指出生命应该像“泰山”那样重，而不能像“鸿毛”那样轻。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李白读《刺客列传》后所作的咏史诗；也可以看作是李白顿悟生命价值即兴抒发的豪情。
这首诗状写峡谷险峻溪水深邃的奇景。“侧塞”形象地写出登山的情状。在山中左旋右转寻找去路，千峰万嶂，锯齿狼牙，重重叠叠，连个缝隙也没有，只好侧身像塞东西似的挤身前进。以动作写景，奇险历历。站在山腰一望，上抵青天，下临深井般的万壑，上下都是崎岖险阻，山势逼人，谷势吞身，多么惊心动魄。
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登天梯上仙界的惊险场面。从如此峭拔险怪的千山万壑中流出的溪水，自是奔涌奇幻。有时只能听到水声鸣响却无法看到曾经经过的芙蓉渡口。待找到溪源，依然像初进山看到的溪水一样狭窄如线，因为山势太陡太险了。作者通过移步易形，突出眼见，表现山溪奇险变幻，以小见大，以实代虚，含无尽趣味。
该诗开头至“喟然感鹳鸣”为第一段，描写了出征的时机和出征前的场面。首四句说明大军出征“顺时”“厉秋节”以及出征的目的“东南征”，接下来两句描写了出征大军军容强盛严整。然后笔锋一转由景入情，表达了战士离家乡赴疆场时的悲壮心情。尽管军容强盛严整，毕竟连年征战，诗人的厌战事情油然而生，于是“倚舟樯”“思邺城”。
“日月不安处”以下十四句为第二段，为了一举平定天下而不再征戎，将士们决心舍命向前“输力竭忠贞”，赞美了他们竭尽忠贞一往直前的慷慨决心。起句先是自问“日月不安处，人谁获恒宁”，而后对比典故再自答“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最后以“输力竭忠贞”“将秉先登羽”表述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愿望。事实上，作者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在第二年的正月病逝于征战途中。
全篇由景入情，层层升华，过渡自然，曲折宛转，尤为换笔换墨之妙。
这是颜延之《五君咏》中的第二首，歌咏的对象是魏晋间的名士嵇康。嵇康因曾作过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故于当时司马氏的政治集团抱不合作的态度。他虽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但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曾勇敢地抨击虚伪的礼法与附炎趋势之士，最后被司马昭所杀。此诗就是通过对嵇氏不谐流俗的倔强性格的歌颂，表现了颜延之本人的人生态度。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两句是对嵇康个性的总述。嵇康不能与世俗之人和谐相处，他自己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想学习阮籍的口不论人之过，“然未能及”，就说明了他禀性的刚直，又说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都体现了他不谐流俗，孤高自傲的品格。又据《黄庭经》注中说，餐霞是神仙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指在幻觉中感到日中五色流霞环绕，于是便蒋甘光流霞吞入口中，是一种得道的途径。诗中说嵇康天生具有成仙得道的禀性，自然已高出众人之上。《晋书》本传中说他：“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可知嵇氏本人重视自然的禀赋，以为这是得道的根本。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两句从“餐霞人”三字而来，说嵇康的学道求仙，“形解”就是“尸解”，指学仙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文选》李善注中引顾恺之的《嵇康赞》云，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士，东海徐宁师事之，徐宁半夜听到室内有美妙的琴声，很是奇怪，便跑去问鲍靓，鲍氏以为是嵇康在操琴，徐宁问道：“嵇康已被杀，何以还在这里？”鲍氏说：“叔度迹示终，而实尸解。”这就是所谓嵇康“形解”之说的依据。由“形解”而可以证明他已默然仙去。嵇康曾作《养生论》，专论修身养性，长生久视之道。孙绰的《嵇中散传》中说：“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晋书》本传上也说他以为“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都指出《养生论》一文是嵇氏的力作，这里所谓的“吐论”即指此。“凝神”二字语本《庄子》，如《逍遥游》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又《达生》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凝神”即指精神达到宁静专一的境界。这里说由嵇康的《养生论》一文即可看出他的精神面貌与深厚的修养。
如果说“形解”二句主要是说嵇氏的学仙出世思想，那么“立俗解流仪，寻山洽隐沦”二句则是说他处世的经历。嵇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当时的政治黑暗深表不满，曾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他在思想上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异于世俗之人的见解。故诗中说他身在俗世却与流俗之见相背。史传上又载嵇康曾采药入山泽，乐而忘返，樵者见之，以为神人。又说他曾入山与隐士孙登、王烈等游，过往甚契，故此诗中说他居于山中能与隐者融洽相处。这两句表现了他与世俗相违而希企隐逸的思想祈尚。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两句则是对嵇氏遭诬被害的解释和总结。据《晋书·嵇康传》中说，嵇康得罪钟会，钟会就在晋文帝司马昭面前进谗道：“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康曾助毋丘俭，遂遭到杀戮。然可见当时已有人将嵇氏比作龙，《晋书·嵇康传》中还说“人以为龙章凤姿”。故颜延之也以鸾、龙比喻嵇氏，以为它们虽然时常受到摧残，但其不屈的本性却是任何人也不能使之驯服的。言外之意是说嵇康虽时时受人诋淇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然其不受世俗束缚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正是他受害的真正原因。作者以此歌颂了嵇氏的人品精神，同时也表示了他本人不肯屈从世俗的个性。
颜延之的这组《五君咏》各诗在结构上相当严密而且一致。起二句为概述一人平生最重要之活动或思想核心如阮籍之韬晦隐沦，嵇康之不谐流俗，刘伶之寄情于酒，阮咸之高材美质，向秀之甘心淡泊，都于首二句中道出。后四句则叙述人物的主要行事与个性，往往取诸史传，择其典型，令人物的品行于数言之中揭出。最后两句则能在咏史的基础上翻出新意，以古证今，借古人之事而表现出自家怀抱。何焯评这组诗说：“既能自叙，仍不溢题。”就指它们能在紧扣论史题目的同时而自叙心迹，如此诗中“鸾翮”二句即表达了颜延之本人对人生与时事的态度。
这组诗的结构也颇类似于后来的律诗。首二句总领起势，后四句铺填，最后议论作结，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对于颜诗结构的精严前人也已道及，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就指出了颜氏体裁上的明晰与缜密，《五君咏》便是极好的例证。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