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河北的老百姓日子真够艰难,生活在边疆与辽国和西夏相连。
一家家生男育女学习耕织,粮食布帛交给朝廷再向敌国奉献。
今年的大旱灾赤地千里,州县官吏依然抓壮丁去把苦役承担。
老少相互搀扶向南逃荒,河南虽然丰收,老百姓也缺粮断餐。
边民的愁苦如阴云遮空,天昏地暗,行人见了无不神情黯然。
无法逢时生在贞观年间,那时几文钱买一斗稻谷,没有战乱!
注释
河北:指黄河以北地方。
二边:指北宋与契丹、西夏接壤的地区。
长:长期。
输与:送给,这里指缴税纳赋。
官家:指朝廷。
事:供奉。
夷狄:中国古代东部、北部的两个少数民族,后用作泛称。这里指契丹和西夏。
千里赤: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赤,空。
州县:指地方官府。
给:应承,负担。
河役:治理黄河的工役。
就南:到南方就食谋生。南,指黄河以南。
“悲愁”句:意谓百姓悲痛愁苦,在大白天也感到天昏地暗。
无颜色:指愁容惨淡,面色苍白。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627-649)。
斗粟数钱:史称贞观年间,境内大治,连年丰收,一斗米价仅三、四文钱。
兵戎:指战争。
北宋朝廷每年向契丹(后改称辽)、西夏交纳大量银绢作为“岁币”,以求苟安。这年年岁岁的沉重经济负担首先落到边境百姓身上。庆历六年(1046),北方遭受严重早灾,王安石时淮南签判任满,在去京师的路上感受到这一严酷的社会现象,写下了这首诗。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这是一首宣泄厌弃官场、决意归隐的词章。按理说四十多岁正是人生建功立业之心最盛,最能奋发作为之时,然而词的开首两句却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这两句应题,大意是说,他已经不再心向国都,不再在意天下国家之事了,只流连于博山寺和它周围的山水,使得它都厌于逢迎我了。辛弃疾显然不是果真作如此想的。他不会真的已经忘情于山水游乐,把北复中原的大志抛诸脑后。下边“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两句,典出《庄子》,貌似超脱,要安于归隐平淡的生活,自得其乐,做不材之材以终其年。事实上,上片四句是怨辞反说,辛弃疾并非真正能安于闲适平淡的生活,置国家天下于不顾,只是当权者对他始终若即若离,不能真正信任,而主和派又百般猜忌,以致他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被闲置不用,素志不展。“材不材”,强调的是才。词人文武全才,不论在抗金战场,还是在文苑词坛,都如虎挪狮拏,龙腾象踏,但这样一位高才,却长期被废置闲居,报国无门。在这首词中,他字面上超然闲逸之词,实则包含着对当权者的激愤与积怨,只是不易察觉罢了。
下片表明自己不会改变本性去迁就别人,表现宁学躬耕者不屈其志而得真名的精神。过片起句表明心志:保持完我,不屈附公卿而求取声名。下一句说人生历尽世事,到头来还是要归于田园,躬耕田亩。词人南归以来,一直在地方官的任上转徙不停,一个“却”字,实又流露出对当政者的不满。最后两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意托于松竹花鸟,守君子之志的意向自不待言,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仕途人情的戒畏。松竹真朋友,花鸟好弟兄,只有他们不会让辛弃疾伤心失望。篇末承转,说明人世无君子可处,只好与松竹花鸟为友,无奈兼以自我开脱。
作者在小序中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凄切哀婉的爱情故事。泰和年间,河北大名府有两个青年男女,彼此相恋却遭家人反对,固而愤而投河自尽。后来人们才发现他们在水中的尸体。由于这一爱情悲剧,后来那年的荷花全都并蒂而开,为此鸣情。故事哀婉,令人动情。这首词就是作者闻听此事后,抒发感想,向为争取爱情自由而牺牲的青年男女表示同情,显示作者比较进步开明的思想。此词与《雁丘词》同为姊妹篇。
全词写爱情悲剧,直言其人其事。上片写莲花并蒂的奇观,由此揭开故事的源头。“问莲根”三句,起首一个“问”字引起人们的注意。“丝”谐“思”,意为为情而殉身的青年男女,沉于荷塘,仍藕接丝连,爱情之思永存。“莲心”实指人心,相爱却只能同死,其冤其恨,可想而知。这样的起句,表现作者闻听此事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情绪激动,要寻问,要责问,要斥问,为什么竟发生如此之事?所感之深,所触之大一语可见。“双花”等两句形象表明这对痴情男女至死不渝的爱情。“天已许”两句,更表现作者愤怒的心情。他们的爱情感动的连苍天都允许了,让他们化作并蒂莲,生死相依,为什么仍有人不让他们偕老白头?这一问,感情更为强烈,矛头直指禁锢男女爱情自由的封建礼教,表现作者进步的爱情观。“夕阳无语”四句,面对词人义正言辞的责问,没有人能回答,只见夕阳也在沉思,为苦命的鸯鸯哀悼。面对此情此景,就算是谢灵运所写的伤感之词,娥皇、女英这样湘妃投江自殉的悲境,都赶不上这青年男女殉情给人们带来的哀伤。“谢客”指谢灵运,善写伤感之词,造伤感之境。“湘妃”,传说中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后舜南巡死于途中,二妃寻而不得,遂投湘水而死,后世称她们为湘妃。以这两个典故,引古喻今,抑古扬今,更加衬托出作者对这样事的悲伤。“未是断肠处”,谢客的伤词不是,湘妃投江也不是,那么答案就在不言中了。
下片更是大赞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精神。“香奁梦”两句引用小序中韩偓《香奁集》自序语,用灵芝、瑞露这样的仙物来映衬他们爱情的纯洁神圣。
“人间”后三句,叹惜这样的爱情却在俯仰之间,成为陈迹。但接下来的“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却盛赞他们爱情的坚贞,任凭海枯石烂金不损,他们对世道的怨恨;就连黄土掩身也不灭其迹。“相思树”,等三句更确切地表明作者的进步立场。虽然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被顽固西风(指顽固守旧的封建势力)所误,但他们的爱情却长存人间。因而又有下句“兰舟少住”等四句。依者心绪难宁,固而乘舟少住,凭吊这对青年男女用生命结成的并蒂莲花。作者知道,顽固的旧势力不会善罢甘休,若不及时凭吊,恐怕以后再来,就会“红衣半落”,甚至于“狼藉卧风雨”了。同情之深,珍爱之切,掬之可出。结尾一句,以词人的料想推断更揭示出世道的黑暗,使全词更添悲剧色彩。
此词最突出的就是以情见长,情之真,意之切,纯情流露。全词句句有情,充满对青年男女爱情不幸的同情,充满对顽固守旧势力的愤怒,使词充满各种感情。此词运用的手法富杂多变,或议论,或抒情,或写景,或叙事,相互交杂,而却皆有归所,更增添作者所抒发的爱情故事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首七律,律诗的格律已经很严,而次韵诗又多一重限制,不易写好。苏轼诗中的次韵之作竟达三分之一。有人指责他骋才,搞文字游戏。其实,艺术本来就是戴着枷锁跳舞,限制越严,表演越自由,越能赢得观众的喝彩。
苏辙的原唱是:“春去堂堂不复追,空余草木弄晴晖。交游归雁行将尽,踪迹鸣鸠懒不飞。老大未须惊节物,醉狂兼得避危机。东风虽有经旬在,芳意从今日日非。”这当然不失为一首佳作,抒发了伤春之情,寄托了身世之感。但与苏轼和诗相比,却略逊一筹。
原唱的首联是惜春,和诗的首联却语意双关,既可说是惜春,又可说是伤时,感伤整个“青春”的虚度,内涵丰富得多。出句以反问语气开头,着一“可”字,表示“青春”已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比原唱的陈述句“不复追”,语气强烈得多。杜甫《曲江》诗有“何用浮名绊此身”句,苏轼反用其意,表示“欲将诗句绊余晖。”诗名虽也是浮名,但诗人已把功名事业一类浮名排除在外了,也就是“我除搜句百无功”、“更欲题诗满浙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之意。青年苏轼“奋厉有当世志”,本以“致君尧舜”为目的。但这种雄心壮志早已像春梦一般过去了。他因同王安石的分歧被迫离开朝廷,无法施展抱负,只好以“搜句”来消磨时光。这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可见开头两句就感慨万端,有很多潜台词。
颔联“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绊黄蜂亦懒飞。”紧承首联,进一步写自己的心灰意懒。前句直赋其心灰意懒之情,以“惟”字加强语气;后句用一“亦”字,以黄蜂之懒比己之懒。
颈联“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是化用杜牧《题禅院》“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句意,出句写景,遥接首句的伤春,“俱扫尽”的“俱”字说明春色已荡然无存;对句抒情,是“酒阑”句的进一步发挥,说自己淡泊宁静,泯除机心,不把老病放在心上。
尾联“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是进一步抒情,作者想要借《法界观》里的“圆融无碍之说”洗刷世间之烦恼。
苏辙原唱颔联是比,颈联是赋,对仗平稳。苏轼和诗中间两联颇富变化,元人方回称其情和景相互交织,虚虚实实,“一轻一重,一来一往”(《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六)。此诗尾联上句五仄落脚,下句不作拗救,正是“诗律颇宽”的表现。虽然未守诗律,但有“神妙流动”之感。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于春事的感伤,对于宦海的沉浮,不执着于一时、心灰意懒的感伤。诗写得含蓄有味,别有深情。
谢逸是典型的婉约词人,他的词如其名,风韵飘逸,不沾脂粉香泽,尤其是闺怨词,写得温婉含蓄,深具花间派遗风。这首《蝶恋花》写闺怨,却不着一字言幽怨之意,情感表达十分曲折。
“豆蔻”一句,写“春色”刚至,豆蔻梢头新生的花苞颜色尚“浅”。此时春意还未成熟,正如闺中少女的年华。首句用“豆蔻”隐喻闺中人的芳龄,可以想见少女如花一般含苞待放的娉婷和羞涩。
天气渐渐回暖,因此少女“新试纱衣”,“纱”字点出新衣的质地,少女穿着薄纱,“拂袖东风软”,柔软的东风吹动她长长的袖。此处用一个“软”字,既点出东风的慵懒和软,也表现出少女所穿纱衣质料之软。她站在那里,长袖在暖风中缓缓飘舞,其袅娜多姿的倩影,令人心折。
“红日三竿帘幕卷,画楼影里双飞燕”一句,写少女起床卷帘所见。从她睡到“红日三竿”才起床这一细节可以猜测,少女也许长夜难眠,所以天亮之后昏睡不起;也许她早早醒来,在床上百无聊赖地辗转反侧,直到日上三竿,不得不起来,才懒懒下床。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可见出少女的寂寞。
起床之后,她走到窗边,将重重帘幕卷起,却见画楼的阴影中,有一双燕子飞过。燕子双飞,衬出人的形单影只。由此,闺怨情怀已暗暗溢出。词人虽未描写少女的心情,但她独倚窗边,对景伤情的模样,却如在眼前。
下片并未承接上片末句所见之景,抒发情感,而是继续围绕少女的行动进行叙述。“拢鬓步摇青玉碾。缺样花枝,叶叶蜂儿颤”二句,写少女盛妆打扮。她对镜细细将鬓发收拢,在发髻里插上青玉步摇,戴上精致而罕见、上缀蜂儿的花枝。词人对头饰的描写,重点在于突出其华丽、摇漾微颤的特点,由此活现出美人的盈盈之姿。
诗词中写闺中怀人,一般写女子“首如飞蓬”(《诗经·伯兮》)、“懒更妆梳”(杜安世《鹤冲天》),以表现幽居独处,无人眷赏的遗恨与哀怨。而此词却写少女精心打扮,表现她盼归的心情。一样的情怀,不同的描写,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不梳妆”言其独居等候之久,想念之深,心境之怨苦;而“盛妆”则符合少女天真的心性,也将怨情描写得不露痕迹。
少女之所以盛妆,是为了等待远方的人归来,由此引出末句“独倚阑干凝望远,一川烟草平如剪”,凝望处,没有归人的身影,只看见一川烟草,如剪刀剪过一样平坦无垠。萋萋“烟草”暗示游子不归之意(《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从盼归到无人归,由希望到失望,一扬一抑,将少女的怨怀描写得更加细腻深刻。词人不直说人未归,也不直写少女哀怨失落的心情,而用她倚栏所见之景收尾,使词境变得广阔,情思显得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