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多想把此刻的欢乐送给我少年之时,可人生百年美好事物总苦于来太迟。
满头白发再得富贵加身又有什么用,精神体常都已因一生忧劳衰弱渐失。
真想做五陵街市富贵人家的浪荡子,生活在贞观开元这天下大治的盛世。
每天就斗鸡赛犬闲散荒唐度过一生,而对天下安危和国家兴亡不闻不知。
注释
与:赠与。
五陵: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在长安附近。当时富家豪族和外戚都居住在五陵附近,因此后世诗文常以五陵为富豪人家聚居长安之地。
轻薄:形容举止轻佻,行为放浪。
此词起句显出一个失宠的宫女凄凉孤独的影子。“春又春”,重复的两个“春”字淡淡点出如水流逝的时光。春来了,春去了,草荣复枯,花谢花开,恍然中不知过了多少年月。春来了,万物复苏,生命蓬勃,可是失宠的女子只能独对凄然。春去复来,青春一去不再。“梦君恩”以下是对过去爱情的怀恋。前事历历,犹在眼前,卧思旧事,仍疑幻疑真。上片结尾两句写梦醒后的无望。由思而梦,由梦而疑,由疑而绝望泪下,她曲折幽微的心里被细致入微,层次分明地刻画出来。
哀情至此,似已无可深入。下片首句使女子长夜独泣的情景中脱离出来。宫门外的笙歌乐舞之声,是当年她也曾承欢侍宴的热闹繁华。霓裳如旧,丝竹依然,而一切已不属于她。她在重重宫门的这边,在君王早已忘却的深院里。君恩一断,咫尺天涯。这种对比是不堪体会的:昔日的承宠与今日的落寞,彼处的歌舞繁华与此地的凄清萧索。见此闻此之下,是一种极致的入骨凄凉。失宠的宫人,在强烈对比中,伤痛无奈之情又深了一层。
芳草接天,春色寂寂,又是一年无望的等待。与上片“春又春”相应,不能不担心她年华永逝。纵能如陈皇后以千金买赋,恩情亦无法换回。独倚长门,满怀的是无可解释的绝望与无奈。天下之大,宫墙之深,竟无一人可以共语,这份凄清,烘托到极致,更让读者看到一个茕茕孑立的女子,她的无助与哀伤。
尾句疏疏八字,凝聚的是深深浓浓的凄绝。白居易《后宫词》中说:“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诗中的宫女只是倚笼坐到明,而此词的女子又历尽了芳草斜阳,年复一年,迎来的仍是“宫殿欲黄昏”。五字平白,却令人眩目醉心,真如有黄昏的一阵风,吹遍荒凉。余韵悠然,低徊不已。
全首词一直在淡淡娓娓地叙下来,说幽宫,说寒夜,说梦醒衣湿,芳草连天,说宫殿黄昏,说万般惆怅;无掩饰,无刻意雕琢,只是坦白率真地洒落真情。一切出于自然却并不平淡无味,真情幽怨才意蕴动人。运密于疏,寓浓于淡是韦庄词的清艳绝伦之处。
乾隆46年(1781)初冬,黄仲则在西安访陕西巡抚毕沅后回到京都,与好友余少云,同寓法源寺。他和余少云诗云:“同是江南客,天涯结比邻。”(《六叠韵和余少云作》)他的另一好友杨蓉裳,也在京都。三人经常同游共止,写诗填词。杨蓉裳赴甘肃任职时,黄仲则作《金缕曲》送别:“羡尔抽鞭早。”到乾隆48年(1783)春天,黄仲则再赴西安,与余少云也分手了。这首词是三人同在京师时作。
上片写黄昏时分归鸦情状。薄暮,乌鸦纷纷归巢,“归影如织”,极言其多。犹如一幅古木归鸦图,“分明小幅倪迂画,点上米家颠墨”。元代著名画家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好洁成癖,我行我素,人称倪迂。他长于山水景物。米颠,指宋代著名画家米芾,字元章,号鹿门隐士,行为违世异俗,人称米颠。他的山水画别出新意,自成一家。这两句实为“景色如画”四字,但又不落俗套地称为倪云林和米元章两人合作的画,真是看似平常却奇倔。“看不得,带一片斜阳,万古伤心色。”夕阳西下,万古伤心,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宋玉《九辩》云:“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施。”这是夕阳西下,时光流失,年岁徒增而功业无成的悲叹。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皆。”则重在表示美好事物即将消逝而倍增感伤。“万古伤心色”,蕴含多方面意义,耐人寻味。“暮寒萧淅”,实写秋末初冬的萧瑟景象。“似卷得风来,还兼雨过,催送小楼黑。”巧妙地刻划了飞来的阵阵昏鸦。飒飒飞来的归鸦卷起的风,如点点雨滴落在树梢。乌鸦的黑色更增添了浓重的暮色,天色愈来愈黑了。诗人把鸦群的描摹与时光的推移结合起来,极富想象力。上片开端四句,纯是写景,自“看不得”到结末,在景色描绘中表达了凄凉寂寞的感情色彩。
下片重在抒情。“曾相识,谁傍米门贵宅?上林谁更栖息?”似曾相识的归鸦,有哪些曾经栖息于豪门贵族之家?甚至是在帝王的上林苑中?上林苑是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应有尽有。这里用来泛指君王苑囿。用这样的对比描述,显示得意者与失意者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懑。“郎君柘弹休抛洒,我是归飞倦翮。”这是诗人自喻。倦飞归来的归鸦,再也经不起柘弹的袭击了;历经坎坷的人,怎能再受打击和挫折?黄仲则江宁乡试屡次落第,曾奔走四方。到了京城,任卑微的武英殿书签官,郁郁不得志。这时,正等待按照惯例由书签官转为主簿或县丞的机遇。“郎君柘弹休抛洒”,表达了他此时惴惴不安的心情。“飞暂歇,却好趁江船,小坐秋帆侧。”黄仲则在京师贫病交迫,无法养活一家八口。乾隆45年(1780),他出于无奈,托好友洪亮吉筹措盘缠,把老母和妻儿送回常州老家。此时,他多么希望趁江船,就此归去。“啼还哑哑,笑画角声中,暝烟堆里,多少未归客。”归来的乌鸦,庆幸有枝可依,可以“笑”哪些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诗人自己借此表示深切同情那些听着声声号角戍守边境的战士和在沉沉暮色中匆匆赶路的游子。由自己的归思之情升华为对普天下的未归客的同情,既表现出诗人宽广的胸怀,也深化了词的内在含蕴。
写这首词之前九年,黄仲则在安徽颍州,写了同样题材的《寒鸦》诗。诗与词在摹写刻划方面异曲同工,但在思想感情方面,词胜于诗。诗限于个人无衣无褐、飘泊流离的悲叹,词则由一己的得失而想到天涯海角的游子。这种不同是与诗人阅历的增长,对现实社会感知的深度密切相关的。
这首词是词人从一个亡国之君的立场和思想感情来写他追怀昔日帝王生活的悲哀和寂寞,词中以直抒悲怀领起,继之以一系列鲜明的图景。词中有眼前景,有象征景,有想象景,把他的凄凉之感,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寄寓其中,突出地表现了词人善于捕捉形象的艺术才能。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这首词的开头两句是说,往事回想起来,只令人徒增哀叹;即使面对如此美好的景色,也终究难以排遣心中的愁苦。
词的主旨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道破,即“往事堪哀”、“对景难排”这八个字。“景”指眼前景物,正对“往事”而言,而“往事”又与今日之处境两相映照,昔日贵为天子,今日贱为俘虏,这简直有九天九地之差。而今生今世,再无卷土重来的机会。所以第一句下了个“只”字,“只”,独一无二的意思,除此再无别计。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偏偏这个已经“归为臣虏”的降皇帝心还没有死透,相反,他对外界事物还很敏感。这样一来,内心的矛盾纠葛当然无法解除,只能以四字隐括之——“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这三句是说,秋风萧瑟,冷落的庭院中,爬满苔藓的台阶,触目可见。门前的珠帘,任凭它慵懒的垂着,从不卷起,反正整天也不会有人来探望。
“藓侵阶”即《陋室铭》中的“苔痕上阶绿”,表示久无人迹来往,连阶上都长满了苔藓,真是死一般的岑寂。作者对此白天的景色既然感到难排,便有心加以抵制,抵制的方式是消极的,檐前那一长列珠帘连卷也不卷,干脆遮住了视线,与外界隔绝。用这样的手法逼出了四个字:“终日谁来”!既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我还卷帘干什么呢?也许有人会问:既已写出久无人迹,又说“终日谁来”,岂不叠床架屋?其实,有重复也不重复,重复的是一层意思反复的说下去,不重复的是字面上说终日谁也不来,骨子里却含有万一有人来也说不定的希冀的心理在内。这就与“藓侵阶”好似重复而实际不重复了,那是因为一写实际景物,一写心理活动。
在悲观绝望之余,下片转入对故国的沉思。这也是李煜这个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逻辑必然。而沉思的结果,依然是荒凉萧索,寂寞消沉。但这是想象的产物,比眼前的实际更虚幻,因而感情也就更凄凉哀怨。
下片转折而起,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悲悼国家破灭、身陷为虏的遭遇。想当年,身为君主,群臣俯首,宫娥簇拥,有过颐指气使的威严,有过春花雪月的风流,而所有的繁华与富贵都一起随着金陵的陷落而烟消云散,化为了乌有。此时徘徊庭院,往事无限,看秋夜天高,秋月澄明,那金陵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却不再是往日的气象。南唐已破灭,君主成囚虏,秋月还是那轮秋月,只是“空照秦淮”而已。这里的“玉楼瑶殿影”,可以分作两层理解。第一层是指秦淮河边的旧时宫苑,映照在月光下,投影在河水中,却是有楼影而无人影,重在一个“照”字。第二层是指神话传说中的月宫,华丽壮观却虚无缥缈,就像此刻记忆中的故国宫苑,重在一个“空”。就第一层讲,作者是凭着想象回到旧地,就第二层讲,则作者是在当地望月而遥寄哀思。这两层意思就将一人而两地的情思通过一轮秋月糅合到一起,“空照”不仅在秦淮的楼阁,也在汴京的人一心。“空照”的感受中有无尽的心酸与哀苦。
这首词写当前的孤寂,与往日的繁华相对,不过不是直接道出,而是借景抒情。上片景色“秋风庭院藓侵阶”,写得寒瑟凄惨;下片景色“晚凉天净月华开”,虽然清冷,却是一片澄明。这两处景色,一明一暗,又一在白日,一在夜晚,就构成了双重的联系。在格调上是现在与过去的对比,在时间上则是日以继夜的相承。因此,“对景难排”不仅是说眼前景,而且是指所有的景物,无论四季,无论日夜,都不能为孤苦的作者排遣悲哀,不说“往事只堪哀”,用其他的话也是无法表达出悲哀的。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